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结婚生子是人生中的重大事情。在古代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下，自家的人丁多也可以在开荒争地上占据更大优势。所以“人丁兴旺”一直是中国古代衡量“盛世”的重要指标，对国家社会至关重要。那么，古人为了提高生育率，都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无非是三个办法，一个是确立多子多福的观念，一个是用朝廷强制性政策来促进生育，第三个是靠家庭的力量来促进生育。

明夏葵《婴戏图卷》。来源/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

中国很早便有所谓的“生生”文化。《周易》记载：“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的概念被古人冠以哲学概念，即“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不断的繁衍生息正是天地所能延续的根本，即《礼记·婚义》中所说的：“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事也。”古人强调，只有生生不息，才能让天下为继，而这个概念被日后的思想家们所接纳。比如《孔子家语》中将“无子”作为“七出”之一，而“多子多福”“五世其昌”等观念，都是鼓励人们提高生育水平。所以，古代社会文化上的浓重生育氛围，会给当婚之人形成压力。不仅如此，农耕文化下的乡村社会多是熟人社会，人们更重视舆论上的压力。如果有人过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其承受的舆论压力会更大。所以，古人往往结婚时间比较早，到了后来，多生孩子更是同国家社稷兴衰挂钩，陆游曾教育后辈说：“仍须知稼穑，勉为国添丁。”

此外，在古代生产力和医疗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儿童的夭折率非常高。以清代皇室为例，清朝12世皇帝中，除了最后3个皇帝没有后代外，前面9个皇帝共生育子女195人，平均每个皇帝生育子女高达21人。理论上讲，享受着国家最好医疗保障的皇子应该不错吧，但其中不到20岁便去世的有81人，占总人数的42%；而不到15岁就死去的有74人，占总数的38%；不到10岁就夭折的有68人，占总人数的35%。这还是卫生条件和营养保证都是最优的皇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社会普遍的儿童夭折率也达到了50%左右。在如此高的儿童夭折率下，古人为了保证族群的延续，也会尽量多生。这一生物本能也强化了中国人的生育文化，毕竟只有足够充足的后代，才能防止家族“香火断绝”。所以，“养儿防老”“老有所养”“养老送终”等概念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心中，更加刺激了人们的多生文化。

但要鼓励生育，仅凭文化观念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实际措施，生育率依然是个问题。虽然生育很重要，但生育带来的经济和生理上的压力也确实存在。古代妇女十月怀胎以及哺乳期难以劳作，男性则承担了一人养家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代朝廷和家族开始施展了自己的招数。

从现有的文字记录看，西周时期，古人就已开始发布对生育有利的政策了。按《周礼·地官·媒氏》的记录：“产子三人与母，二人与之饩。”意思是，如果一位母亲生了三个孩子，会请乳母帮她养孩子；生两个孩子的，会给他粮食等补贴。春秋时期的越国更绝，越王勾践为了报仇灭亡吴国，特地颁布鼓励生育的法令。按照《国语·勾践灭吴》的记载，越王“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即对全国人口进行婚配，凡是到了生育年龄的都要求婚配，青壮年不得娶年纪大的老太太，老头子不许娶青壮年女子；如果女子十七岁、男子二十岁还没有结婚，他们的父母都要被治罪。除了强制婚配外，勾践还下令：“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即报告上来的孕妇，官府将派医生守护。生男孩补贴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补贴两壶酒、一头猪；生三个孩子，则对其派遣乳母帮忙喂养孩子，生两个孩子，赠送一些牲畜和粮食。这算是古代比较著名的“催生法案”了。越国也正是靠着这一政策，大大提高了人口数量，并在后来与吴国的交战中有了底气。

以一统天下为使命的秦国，更把催生做到极致，在越国，女子十七岁、男子二十岁结婚的时候，秦国已经把早婚早育的时间提前到了“男子十五，女子十三”。而《史记·商君列传中》更是记载：“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如果家里有两个适龄男子还不成婚分家的，就加倍收取赋税，算是中国最早的“单身税”之一了。此后，秦国人口数量迅速提升，很快，在充足人口的支撑下，秦国养活了一支震撼战国时期的大军。《战国策》记载的秦军：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而庞大又有极强战斗力的秦军，正是秦国可以一统六国的基础之一。

秦国的军队。来源/《大秦帝国》截图

西汉时期，由于经历了秦末的战乱，国家凋敝，土地荒芜。为了提高人口数量，汉代统治者采取了跟秦相似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比如汉高祖刘邦曾下令，规定女子超过十五岁未嫁，缴纳120钱税费。至汉惠帝主政时期，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女子到了15-30岁还不嫁人，要缴纳五倍的税费，即600钱，相当于一年口粮全没了，可见西汉对“单身税”的收取程度比秦更狠。而且西汉还要求女子如果超过婚配年龄实在找不到丈夫，那么官府会为她强制指派一个丈夫，以此来保证婚配和生育，同时治罪其父母。解决了婚配问题后，接下来就是对生育问题进行奖惩。汉朝规定，夫妻二人若是生育男孩，官府奖励200钱；若生女孩，奖励50钱；若两年内不生育，不好意思，罚款200钱。

这套鼓励生育的官方政策，自秦汉确立后，也被后世历代所继承。虽然略有改动，但确保生育率的核心一直没有太大变动。极端情况下甚至还有加强，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权，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将结婚年龄提前到“男十四、女十三”。有意思的是，除了对适龄男女进行传统的奖惩外，北魏还规定了设立活动拉郎配的政策。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七月的一道诏书中曾说：“又夫妇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会，礼有达式，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宣武帝正始元年时期，朝廷又下诏“男女怨扩，务令媾会，称朕意焉”。北齐甚至更加急不可耐，据《北齐书·后主纪》记载：“（武平七年）二月辛酉，括杂户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好家伙，如果你敢隐匿不报，那么连脑袋都有可能搬家。

除了催促结婚生子外，古代官府还有一些其他做法。仍以北魏为例，为了鼓励人口增加，北魏统治者放宫女出宫与将士婚配，借此增加人口，更将人口增加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政绩。还有一件事是北朝政权始作、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僧尼还俗”。南北朝时期，佛教兴起，鼎盛时期有“寺院万处，僧尼300余万”。由于他们既不纳税又不生育，对国家产生了不良影响，自然遭到了北朝统治者的数次打击。肃宗熙平二年（517），北朝统治者下令禁止私度僧尼：“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除了僧尼还俗外，魏世宗还在在永平二年（509）十有一月甲申，下了一道同样影响后世的诏令，即“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从此以后，“孕妇不杀”既保证了未来人口增加，也成了中国法律界的默认规矩。

从此，中国的生育政策自南北朝以后就没有太大变化，从唐到明，基本上历代都是在南北朝以后形成的生育政策上小修小补。比如唐时期开始允许寡妇再嫁，“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公元1098年，宋哲宗时期有了居养法，成立了官办的居养院。对于弃婴现象，宋代时期也做出了政策予以解决，“官给之米，而使举其子，所全活甚众”，或者采取“没官田产免行出鬻，官收其课，以给助民间举子之费”。兴办举子仓的做法在江南地区逐步流传，这个粮食支出机构专门用来救济家里有孩子的贫困家庭，谁家生了孩子，就给一石米等物资救济，以此来提高儿童存活率，大大降低了弃婴的数量，保证了人口的增长。宋代针对社会上许多官宦人家私阉男童为宦的恶状，诏令“人臣家不得私养宦者，……士庶敢有阉男童者不赦免”。

宋《妃子浴儿》。来源/美国大都会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