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0日，贝德士通过美国海军一艘驶向汉口的拖船带出一封密信，这封信是被复印并秘密送出去的。信一开头就说明“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戳和毫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接着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近一个月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这封信后来被送到许多中外人士手中，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据B.氏1月10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强奸、抢掠与残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

贝德士同《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合作，向他提供了大量资料和信件，后者于1938年3月编成《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一书。1938年7月，杨明译的中文本《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汉口出版。此外还出版了两种日文译本。贝德士直接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并审阅了全部文稿，出于安全因而略去了名字。这本书从留京外国人的所见所闻出发，全面真实地揭露了大屠杀的真相，是最早出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档案史料集。以后此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当局警告贝德士等人，若再进行“恶意宣传”，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日本当局还多次对贝德士进行恫吓，指控他“反日”“居心叵测”“有精神病”，并发动其御用报纸《新申报》编造谎言，对贝德士本人和金陵大学进行攻击。对这些，贝德士毫不屈服，他在信中强调：“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我不相信怯弱会有所改善我们在世界上面对的一切，让我们去履行我们自己认定的责任，以善良的心去做并且同样地承担其后果。”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讯第一批28名甲级战犯，为严惩这些刽子手，中方特邀贝德士这位当年的国际委员会委员出庭作证。贝德士以大量确凿有力的证据控诉了日军在南京的残暴兽行，使大屠杀的事实铁证如山，日本战犯难以抵赖。

贝德士于1950年离开中国时将这些档案文献，连同1946年7月他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记录副本悉数带回美国，后以《贝德士文献》案卷珍藏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这是南京大屠杀迄今批量最大、最完整的南京大屠杀英文原始文献，堪称实录南京大屠杀的“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

受害方的泣血记录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相关机构、部门多次吁请市民呈文报告抗战损失，控诉日军暴行。1945年9月，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布告示谕市民，凡市民受日伪压迫以致危害生命或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者，均可向市府报告，听候查明核转。同年12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的名义发布公告，收受南京市民陈述大屠杀案的函件，公告中称：“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者之主谋，其目击事实基于正义感而作负责之检举者，余尤乐于接受。”1946年7月，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成立。到1947年4月22日南京市政府发出布告，限期催报抗战损失，规定该年8月底前市民仍可前往市府申报损失。将近两年之间，南京市民掀起了申诉大屠杀的高潮，据《中央日报》1946年1月6日报道，仅蒋介石巡视南京所接受的市民呈文就达1036件。

市民呈文的内容主要涉及人口伤亡、人员失踪、工商业损失、房产财物损失等。其指向基本都有两个方面。其一，对日控诉与索赔。大部分呈文都罗列了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的经过、细目，并连同人口伤亡调查表、财产损失调查表上呈政府。这既利于政府登记、汇编、统计，又可为法庭审判的呈堂证供。其二，恳请政府抚恤与救济。日据八年，烧杀掳掠，大部分南京市民成天在温饱线下讨生活，值此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等机构又积极出台抚慰和救济政策，故市民踊跃呈文。

这些市民呈文都是受害方的泣血记录，是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可信度较高。而且呈文书写的时间是在抗战胜利之初，大屠杀的创伤记忆犹新，比起20世纪80年代幸存者的大屠杀记忆更接近历史现场，避免了因年代、环境、记忆力等内外因素而造成的记忆失真，更具说服力。大量的呈文构筑成的历史图景不仅是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罪证，更是南京大屠杀时期市民生活史的立体资料，对延伸和深化大屠杀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

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3册《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的主要编者之一的姜良芹教授统计，在“人口伤亡索赔呈文”共收入有关人口伤亡资料116份，实得市民呈文115份。这115份呈文中涉及的有名有姓或身份明确的南京大屠杀案被害身亡者共计145名。市民呈文中有明确死因陈述的大屠杀案被害者为101名，无明确死因陈述的大屠杀案被害者为44名，约占全部145名被害者的30%。

在有明确死因陈述的101名被害者中，因看管、保护房屋财产(包括银行、药店等工商业财产)而被害的人数最多，为36名。日军对这类被害者的加害几乎都伴随着财产的掠夺和房产的焚毁，甚至有个别焚尸现象，意在掩盖罪行。其次，有27名因日军拖夫而被害。其中具呈人陶倪氏一家竟有四口男丁被日军拉差而去，四处苦寻，“始发现在通西门口皆被敌人刀砍枪杀而死，尸体支离”。再次，被日军诬为军人而被害的遇难者也有15名，这是日军搜捕青壮年的惯用伎俩，特别是在安全区内。据多数呈文记载，“其时年轻壮丁，被日人诬为中国兵而遇害者，人数甚多”。另有8名遇难者属于无端被日军杀害，4名遇难者因途遇日军避走不及而被害，这些都是日军无理取闹、视杀人如儿戏的罪证。还有5名遇难者属于间接被害类型，如马士英“每日避往南灯朝出暮归往返数十里，某日归时眼见该部队(指日军中岛部队)暴行逃脱无从，遂不得已投水自尽”。最后，因反抗日军强奸或见此呼救而被害者、政府工作人员因留守南京而被害者、因被日军俘虏而被害者各有两例。

南京大屠杀罪行调查表

战后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南京大屠杀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设立的各类国家级的调查机构都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调查和统计，国民政府更是责成南京市政府从速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的全部情况。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决议:为配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南京临时参议会特别组织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专司调查统计工作。

该委员会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罪证纲要》和《日本战犯罪证调查小组搜集战罪证据标准》，确定了调查方式：即分为加害人、罪行状况与被害人三种方式来调查。委员会根据伦敦战罪调查委员会颁行的33种调查表格，结合南京大屠杀案的实际状况，确立了调查工作的重点，设计编制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种类表》《南京大屠杀案可提供作证被害人姓名、住址表》《南京大屠杀案男女死伤统计表》等表格，以便于调查人员尽快进行调查，便于南京市民重新回忆大屠杀事实和惨案。调查表除了在工作上有其便利外，在目的任务的要求上也非常契合同盟国对战罪严加定义的初衷。

该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从1946年6月起至11月止，除对过去若干机关已调查的事实进行复查外，重点是对沦陷时期滞留南京的市民进行个案调查。该调查委员会调查案件之总数和为2784案，调查遇难人数达30万人。从调查罪行种类来看，其中枪杀1159案；用刺刀刺杀667案；集体屠杀315案；烧杀136案；打死69案；先刑后杀33案；先奸后杀20案；炸死19案；水淹11案；其他321案。这些调查内容和成果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凶手的重要证据。

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当然，现在我国有关南京大屠杀所收集内容远不止这次所申报的11组，郭必强介绍，南京大屠杀档案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甚至日本都有南京大屠杀的档案。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的完全复原，还有待于各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参考资料：刘雪玉：《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蔡震：《世遗程瑞芳日记出版》；昭质：《记录南京大屠杀的贝德士文献》；姜良芹、吴润凯：《从市民呈文看南京大屠杀》；夏蓓：《战后对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与统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