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动态画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为了清算日本战犯的罪行，盟国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汉口、广州、沈阳等十处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盟国议定，将甲级战犯交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将乙、丙级战犯交由罪行发生所在国家的军事法庭审判。在中国各地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其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成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的最重要内容。东京审判，依据的是国际法和美国法庭一般规则，围绕松井石根明知南京大屠杀发生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的渎职行为，明确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链体系和事件性质。南京审判依据的是国际法和当时中国的国内法，对以谷寿夫为首的指挥层日本军人和向井敏明、野田毅为代表的执行层日本军人分别进行了审判。为准备此次审判，国民政府做了大量准备，收集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据，这些证据连同这次审判的证词成为本次申遗的重头戏。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判决书（1947年3月10日）指出：“（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构收理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复制件和南京

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效力与东京审判一样，均为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中承认，也是今天整个国际社会看待南京大屠杀的基本立场所在。南京审判出示的铁证包括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美国人贝德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证词等等。

约翰·马吉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毫米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像是此次申遗档案之一，图为电影摄影机、胶片盒、杂志内页等文物

在他拍摄的这些镜头中，日军的坦克和大炮正疯狂地炮击南京城，机关枪正对着成群的市民进行扫射，城内也到处是残垣断壁，以及受日军奸淫的中国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1937年12月21日，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残害的市民，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活的证据”。他拍摄的正在被救治的病人，就包括当年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她因反抗日本兵强暴，身中37刀。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还呕吐了好几次。

马吉在南京期间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是全世界最早、最多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影像。1953年，马吉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毫米摄影机。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留在马吉影像中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案中出庭作证。但就是这样一位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到了晚年却再次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加害。1998年，日本右翼作家松村俊夫称1998年活着的李秀英不是南京大屠杀时候的李秀英，污蔑她是“假证人”。李秀英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松村俊夫毁坏名誉权，经过漫长的八轮辩论后，2002年5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了侵权事实，判处松村俊夫等被告向李秀英老人赔偿名誉权损失150万日元。朱成山认为，李秀英案不是李秀英和松村俊夫等人个人之间的诉讼，而是承认还是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较量，其终审胜诉意义重大，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有力一击。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因病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86岁。

“京字第一号”证据

同样留下影像证据的还有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时，罗瑾正在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1938年1月的一天，有个日本军人来到这家照相馆送来两卷胶卷冲洗。罗瑾发现，这些照片竟然都是日军屠杀同胞的现场。为了保存罪证，他悄悄多洗了几十张。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他精心装订了一个小相册本子，挑选出16张照片贴上去，并在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写了一个空心美术体的、正方形的“耻”字，在字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为了悼念死难的同胞，他又特地将心脏、利刃、“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

1940年5月，17岁的罗瑾离开照相馆，为了生计，考进了汪伪政府的警卫旅直属通讯队。罗瑾以为这儿较安全，就将相册藏在自己的床下。不料到1941年初的一天，因同在毗卢寺内培训学员的伪宪兵二团，为迎接汪精卫来训话，在检查中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就在全寺进行大清查。罗瑾为逃避搜查，紧急之下在茅房的砖墙上掏空一个洞，将相册塞进去，糊上泥巴。岂料几天后相册竟不翼而飞。为了防止意外，罗瑾从此逃离南京，隐居在福建省大田县。

50多年后他才知道，这本相册被南京市民吴旋取走，把它藏在了大佛的底座下，后辗转多处收藏并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1945年，吴旋把这组藏了多年的照片拿出来，交给了临时参议会。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提交法庭，为审判战犯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的贝德士博士正在金陵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因职业习惯，他当时就做了大量实录与对外报道，并收集保存了各种宝贵的文字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展示申报档案中由日军拍摄的屠杀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