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甲午战争，想必大多数国人最为扼腕叹息的，莫过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具有近代化水准的铁甲蒸汽机舰队、曾经的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在以往人们的历史印象里，北洋水师的悲剧是因为水师装备老化、清廷备战不力、军事思想陈旧、将帅指挥失误等原因造成的。然而，在这些一般性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有很多被人们忽视的细节。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北洋水师覆灭的背后，竟然还有一群“猪队友”在作祟。

那么，这些人是如何成为日军的帮凶，一步步将水师逼上绝路？在这些御敌无方、内讧有数的败类大行其道的背后，又折射了晚清这个孱弱的老大帝国哪些悲哀呢？

上图_李鸿章（1823e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朝令夕改的中枢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作为北洋魁首李鸿章便对水师的状况甚为担忧。

他曾不止一次对人说：“此（舰队）不过摆架子耳！”（《李鸿章全集•电稿二》）在这位亲手缔造水师的淮军统帅看来，当时的海上力量对比，日强中弱已是不争的事实。

“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为准……快船不敌，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8卷），在意识到北洋舰船在航速上已远逊日舰、海战并无胜算后，他特别要求水师提督丁汝昌在作战时应切实与岸基炮台相配合，实施积极防御，“相机进退”，以图“护港无虞，屏卫京畿”（《李鸿章全集•电稿二》）。

应该说，这一战术是在舰队实力不如对手，但己方却有较强岸防体系的情况下，较为中肯可行的对敌之策。

上图_甲午海战战场

但不想，战争爆发后，清廷上下却莫名地对战事盲目乐观，认为日本不过蕞尔小邦，胜之不难。中枢重臣之间“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6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有人认为清军一战便可大功告成，力主主动出击。

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在其导师翁同龢等人的怂恿下，决心一鼓作气解决日本问题，故再三令陆海军与敌决战。

上图_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1908年），即光绪皇帝

对于李鸿章的用兵方案，光绪认为这是其胆小怯懦的表现，于是几番下旨训斥：“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清德宗实录》）

然而没过多久，因传闻日舰驶入渤海湾，慌了神的光绪及各位重臣又让军机处敕李鸿章及北洋水师：“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清德宗实录》）一会儿要攻，一会儿要守，弄得水师无所适从。

上图_大东沟海战一般指黄海海战，图为战役中被北洋水师炮火破坏的松岛舰炮管

黄海海战后，清廷见战事不利，终于认同了李鸿章“水陆相依”（《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的防守之策，但却觉得“倭尚畏我铁甲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8卷），故又指示水师“伺机而动，保船制敌”。可是，以当时北洋水师的实力，若伺机而动，必然没有足够力量“水陆相依”；况且既然要制敌，难保没有战损，又何谈“保船”一说？这种相互矛盾的命令，这让北洋将士如何执行？

不仅如此，当李鸿章请求急遣南洋、福建水师增援北洋时，清廷本允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舰支援北洋，可随即又感到如此则李鸿章权柄太重，为此不仅撤销调令，还派和李鸿章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而且李秉衡与翁同龢还是好友，因此以不同借口不发援军，以致于刘公岛最终失陷。

上图_北洋水师中的外国人

滥竽充数的洋员

不可否认，在北军水师的成军过程中，一些外籍雇员（当时称其为洋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琅威理、马吉芬等。这些洋员中很多人还和水师官兵一起并肩作战，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然而，这其中也不乏一些滥竽充数者故弄玄虚，给水师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甲午开战后，李鸿章依天津海关税务司英人德璀琳的举荐，任用其好友、英人马格禄“帮办北洋海军提督”。然而，马格禄对海战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此人嗜酒如命，整日里除了饮酒，几乎没有其他作为。而正是这个酒囊饭袋，在后来积极鼓动意志不坚定的水师官兵向日军投降，使得水师士气大跌，加速了舰队的覆灭。

上图_马格禄，原北洋舰队总教习

除马格禄外，受聘来水师助战的美国人宴汝德和郝威也是两个名副其实的“洋骗子”。当时，李鸿章正为如何扭转战局而一筹莫展，听说这两个人有所谓“退敌十策”，激动之余不辨真伪即加以雇用。

他们见到丁汝昌后，说可以制造威力无穷的炮弹，一发即可沉敌舰一艘；又能制造飞轮，令战舰航行如飞。丁汝昌令其制造，二人表示需先支给一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谁想得钱之后，宴汝德竟溜之大吉。郝威虽然留了下来，却自始至终没有造出被李鸿章给予厚望的“黑科技”武器，反而在舰队覆灭前夕假丁汝昌之名向日军起草降表，何其令人无语！

上图_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

百无一用的清流

甲午战争之前，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官员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关系日益恶化。

而战争的爆发，正好给了清流派攻击洋务派、借机消除李鸿章权柄的机会。从朝鲜半岛到黄海海面，李鸿章的淮系海陆军负多胜少，清流派不仅不设法予以接济支持，反而联合言官大造舆论，痛骂丁汝昌“无能”，和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引发全民激愤，声言必斩李鸿章、丁汝昌方可谢天下。

更有甚者还根据子虚乌有的流言蜚语，弹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昔使日本，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由淮系要员盛宣怀入股，罪在资敌。连翁同龢听后，都不得不向光绪解释此系谣言。

上图_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丁先达，字禹亭，号次章

此外，清流派对丁汝昌等将领的恶毒攻击，更是酿成了严重的恶果。

北洋水师丰岛海战小挫后，丁汝昌便被弹劾“畏葸迁延，节节贻误……实属恇怯无能，罪无可逭”（《光绪朝东华录》），黄海海战后更是遭到漫天抨击，被指为“狡猾避敌”“日以冶游博戏为事”“赏罚不公，贤愚不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致使清廷下令将其革职，缉拿回京治罪。

多亏李鸿章为其百般申辩，加之刘步蟾、杨用霖等水师将校联名上疏求情，这才使清廷改令丁汝昌戴罪立功。

屡遭非议之下，丁汝昌及水师官兵的内心备感煎熬，也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在给戴宗骞的信中，丁汝昌直言“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自顾衰朽，岂惜此躯”（《丁汝昌遗墨》）。这种无休止的内耗，极大地削弱了北洋水师的军心士气。

丁汝昌和水师众多将士为证清白，也只能抱定“唯有船尽人没”的必死之心，在内外重压、毫无希望的绝境中战至最后一刻。

上图_1894年7月，旅顺港内，北洋水师主力航艇“全家福”

北洋水师，这支曾号称亚洲第一的近代化海军，寄予了当时国人洋务自强的殷切期望。然而，老大帝国的种种痼疾，令这支海军自建立起，就注定了它悲剧的命运。难堪大用的军政制度，乌烟瘴气的党同伐异，不分形势的相互掣肘……泱泱大清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浑身上下充满了腐朽的味道。

拯救中华，唯一的出路恐怕只能是将之推翻了。

参考资料：

［1］戚其章《甲午战争全史》

［2］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

［3］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4］张侠、杨志本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

［5］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

［6］中国档案汇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6、1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