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虽然孙武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但他却无比深刻认识到战争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因而他才在《作战》《谋攻》中反复强调，战争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为了谋取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因而它必须服从于国家整体战略，即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超级大国想要在国际社会中谋求霸权，最高明自然就是动用各种软实力制裁、遏制，不用一兵一卒达成颠覆对手或是使其崩溃的目的，其次是发动外交拉拢盟友抱团，但一旦涉及武装出兵，哪怕是能够用先进武器大获全胜，也会让国力大为损耗，倘若要在深山荒漠中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打治安战，那便离失败不远矣。全国（旅、卒、伍）胜于破国（旅、卒、伍），其根本理由正在于此。

不过，孙武也清楚地看到，当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在各种因素促使下成为战略目的本身。他在书中以攻城举例说：“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谋攻》）何以至此？因为前期投入浩大——《谋攻》：“修橹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倘若就此罢手，任谁都接受不了，想要不至于陷入此种窘境，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战：“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

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战，《孙子》这些颇有道家风范的战略思想听上玄妙，然而在中外实践中——尤其是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不断得到印证，让人不由得感叹千年之前的孙武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成书后即受到人们关注，是当时乃至后来有志于兵者的必读书籍，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如曹操都对此书作过注解。到北宋神宗年间，官方整理兵书，将曹操编撰的《孙子兵法》选入《武经七书》，使其成为官方军事教科书中一员

虚实的辩证：《孙子》传授的战术思想

有了正确战略，也未必就能保证战争必胜，因为战争中可控的己方因素和不可控的敌方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使得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孙武对此自然也非常清楚，因而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他先是用《军形》讲述了如何在战争中做好可控因素：取得胜利没有必然方法，但是做好充分准备是最终会走向胜利的必要条件——“胜可知而不可为”，其核心原则就是做好一切工作让己方没有漏洞，同时抓住时机等待敌人露出破绽，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不过，一位优秀将军不会坐等敌人可胜，而是会尽力创造出“可胜”的条件，就是《兵势》中所提到的原则“以正合，以奇胜”，利用各种方法引诱敌人，调动敌人，让敌人跟随自己的意图运动：“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实待之。”（《兵势》）

具体到战争中该如何应用战术？孙武在此提出“虚实”的概念。对照《孙子》原文，人们可以发现，孙武所谓的“虚实”主要是指整个战局的兵力应用原则，在他看来，这种“虚实”是一种辩证关系，通过有意识的运用，原本实处可化为虚，可以通过“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而“冲其虚也”。敌军人多势众，来势汹汹，该当如何应对？那就需要我军巧妙调动，让敌人分散，将敌人的优势转化为劣势，而将我方劣势转化为优势，即所谓“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

（《虚实》）在战场之上，谁能更多掌握主动权，谁就能化实为虚，让敌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虚实》篇中的原则绝非老生常谈，而是在战争中被后人反复成功应用，明末萨尔浒之战就是鲜明地应验此篇内容的典型案例，明军大军来袭，后金军兵力不过明军一半有余，单纯以兵力而言，无疑是明军既强且实，后金军弱且虚，但此情况并不是绝对，当明军乃四路分进，后金统帅努尔哈赤便制定出“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策略，依靠内线转战处处形成以众击寡的优势，取得大胜。强弱虚实转换，存乎一心，后金军的战法处处切合春秋时代先贤所言的战争原则，最终恰如《孙子》所言：“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可谓为《孙子》又增添一处浓墨重彩的注脚。

孙子兵法城，位于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诞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有些要素虽然因为时代变迁而变得未必实用，但里面所提到绝大部分理念经过历朝历代考验，依然具有鲜活的价值，这不得不让人叹服，孙武不愧是后世公认的武圣

不仅是战术原则，《孙子》后七篇中对战术细节问题也作了详细分析。比如《军争》篇，所涉及的问题几乎就是对《虚实》加以具体说明。在其中孙武讲到一个有趣案例：理论上为能抢占先机，军队应该抄近道走直路，然而敌人也预料到此，可能会在沿途加以拦截，因而此时就要“以迂（回）为直，以患为利”；为了争抢速度，行军应该越快越好，但士兵体力不一，如不注意步调一致，反而会欲速不达，而事先做好准备规划，倒是可以“后人发，先人至”。这些案例，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红军长征时四渡赤水，当时毛泽东指挥全军反复迂回，引发一些高级将领不解抱怨，认为是走“弓背”不走“弓弦”，贻误时机，但结果证明，恰恰是这种走“弓背”的做法，成功地处处抢敌先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孙子》中其他各篇也包含作者的许多战术思想，如《九地》中指出将领应根据“主客”（本土或他国作战）形势掌握士兵心态，利用此心态调动士兵作战，即韩信所言“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用间》不仅讲述间谍工作的重要性，更是详细探讨间谍类型的分工；《行军》讲述“处军之利”，也就是楚汉之际所有将领都听说过的“右倍山陵，前左水泽”，虽然看似为阴阳家的“形法”之学，实则可能为前人军事经验总结：人类多为右利手，战斗中占据右背山、前左水泽的朝向，往往会带来便利……如是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孙子》中有些要素因为时代变迁而变得未必实用，但里面所提到绝大部分理念经过历朝历代考验，依然具有鲜活的价值，考虑到这是2500年前所撰，的确让人叹服：《孙子》确为谈兵之祖，而孙武也不愧是后世公认的“兵圣”！

值得一提的是，《孙子》不仅在中华有着“百世谈兵之祖”的地位，其在海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英国著名战略学家李德哈特（B.H. Liddell Hart）就对《孙子》推崇备至，不仅认为它在思想深度上超过克劳塞维茨，而且在冷战时代核对峙战略更有指导意义。不仅如此，《孙子》在英文版的译名中一向被翻译为《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对其评价极高，而且孙武也经常被视为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先贤，抬到同孔子、老子相仿的地位。孙子之所以会被西方抬到如此高的地位，除开异国情调的美化外，个中缘由恐怕还是在于《孙子》理论的普适性：人类社会虽然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但人的本性一面却往往变化甚微，不会因人种和国籍改变而变异，千百年前用以指导势均力敌大国对抗的战争与博弈的艺术，放在近现代的军事集团大规模对抗中也同样成立。换言之，《孙子》一书经典与永恒，或许正是基于这些过去、现在、未来都难以改变的人类天性之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