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柳诞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身为负责大都市洛阳治安的官员，竟然会因为穿衣问题而招来一顿毒打。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的《通典》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在唐高宗年间的某一天夜里，负责城市治安的洛阳尉柳诞上街巡逻，这本是职责所在，没想到柳诞却被自己的部属拦住去路。唐代宵禁制度严格，无论城市多繁华，黄昏之后皆会陷入一片死寂，街上只有巡逻的衙役。这帮衙役将柳诞当成了违反宵禁的街溜子，抓住后二话不说，直接暴力执法，将柳诞一顿痛殴。

堂堂洛阳尉竟然被当成作奸犯科之徒当街殴打，此事一出便闹得沸沸扬扬，很快传入唐高宗耳中。经调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柳诞当天穿了一身黄色圆领袍服，由于在当时，黄色袍服可以被社会各阶层的人员穿着，他这身衣服被衙役们误认为是闲杂人等，这才导致被误打。这起暴力事件发生后，唐高宗以“章服错乱”为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服色等级的规定。

或许作为后人的我们会产生疑惑，为何柳诞身为官吏，夜晚因公出行却没有穿制服，以至于被误殴呢？其实只要了解唐人的穿衣习惯，就不难解释这个问题——身处唐代社会，制服、官服与日常服饰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若不根据金鱼袋、金鱼符等表明身份的信物来识别，很难判断谁是官、谁是民。因为唐代的日常生活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百姓，所有男子几乎都穿着一身圆领袍服。

《步辇图》，唐，阎立本，存世为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左侧三人前为赞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赞礼官和译者所穿的袍服皆有横襕，即襕袍，禄东赞所穿的则没有横襕，应是当时胡服的一种

大唐国民服源于何时

圆领袍又称“上领”，在隋唐时期引领潮流三百年而不衰。从文物来看，无论是不计其数的唐代陶俑，还是出土的唐墓壁画，抑或传世的唐代名画，圆领袍无疑是出镜率最高的一种男子服饰，甚至可以说圆领袍等同于唐代日常男装。

圆领袍与传统汉服最大的区别在于领子结构不再是交领，而是呈圆形状。而堪称“大唐国民服”的圆领袍早在唐帝国建立之前就已诞生，不过，其最早出现时间无从考据。从领子形态看，圆领内衣在汉代就已出现，因在颈处形成曲线衣领，又称曲领衫或曲领襦，东汉之后圆领服饰开始变得频繁，汉末三国时期甚至可能作为宫廷制服使用。2005年12月，江苏南京江宁区上坊东吴大墓里出土了一组青瓷俑，一共十尊，服饰、头饰各异，其中就有穿着圆领对襟衫的侍者俑。在汉晋时期，这种圆领衫外穿的情况并不多见，不过若仔细观察，东吴青瓷俑所穿的圆领衫形制也与后来的唐圆领存在较大区别，故而很难说两者之间有渊源关系。

既然不能仅凭圆领子就强行“认祖归宗”，那么要探究其起源，还得通过文物来了解唐代圆领袍服的基本形制和搭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成果中，出土的唐代男女俑不计其数，这里以1960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纳336号墓的彩绘男立俑为例，由于气候原因，该墓葬文物保存较完好，其中一尊身穿绿色圆领袍的男俑很好地体现了窄袖圆领袍干练的形象。1973年在216号墓出土的胡人泥俑身上穿的袍服则呈现翻领的形态，这两尊俑的袍服除了领子之外，其他结构高度相仿，故而很可能是同一种形制的两种穿法。

《步辇图》（局部）复原照。图中赞礼官、禄东赞、译者这三人虽然都穿着圆领袍，但形制并不相同。赞礼官和译者皆戴幞头，手持笏，身穿襕袍，典型的唐人装束。禄东赞则头戴抹额，所穿服饰为缺胯无横襕的圆领袍服

以此为标准，虽然唐圆领袍最初的起源无从考证，但从考古成果以及美术遗存来看，这种服饰明显是受北方民族影响，能与之印证的文字、形象资料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南史》记载西戎诸国男子“人皆善骑射，着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其描述显然更像后来的唐圆领形制特征。敦煌285窟西魏壁画上出现的圆领对襟、小袖长袍可能是唐圆领早期形态。此外还有北齐娄睿墓壁画以及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之上，男子所穿的服饰已颇具后来的隋唐之风——他们的袍服为圆领和翻领两种形态，下摆至小腿处，腰间系革带，脚穿乌皮靴，除了头巾与唐人流行的幞头有较大区别之外，其他搭配基本与唐俑、唐墓壁画上的男子形象高度相似。

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乱世，中国历史进入空前强盛的隋唐时期。安史之乱前的大唐无比自信，这个享受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国度，以海纳百川的精神为核心，形成一种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这样的环境下，圆领袍这种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新式服装，被各阶层接纳，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圆领式袍服在当时影响有多大？我们以一幅传世名画为例。现藏故宫博物院、传为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表现的是贞观十五年（641），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的场景，图中禄东赞前方站有一名身穿绯衣的赞礼官，后方有穿白衣的译员，二人均头戴黑巾幞头，着初唐圆领右衽袍，脚穿乌皮六合靴，双手持笏，腰间系黑色革带，他们袍服的共同点在于袍下皆施一条横襕而不开叉。禄东赞的袍服纹样具有异域风格，可能是唐人记载的小袖花“番客锦袍”，但与唐官员不同的是，他的袍子下摆并无横襕。吐蕃与中原风俗相异，服饰发展源流也不同，但到了唐代，大家都穿着圆领式服装，可谓殊途同归。

不过在唐人眼中，禄东赞所穿的圆领袍与赞礼官所穿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服饰，前者属于“胡服”。唐代史籍中频频出现的“胡服”并非特指一种服饰，而是泛指所有胡人的衣服款式。《安禄山事迹》中记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可见“胡服”在盛唐社会的流行程度。可是，在今人眼中，这些服饰并无区别，那唐人又是如何区分“胡服”与汉式圆领袍的呢？

帝王之色的最终确立

在大众印象里，龙袍几乎就等于黄袍，尤其是明清帝王画像，大多都身穿黄袍。可在唐代之前，帝王的服饰的颜色与中国历代统治者笃信的“五德始终说”紧密相关，代表水德的玄色、代表火德的赤色和代表土德的黄色都曾作为帝王服色使用，黄色并非皇权专属颜色。隋朝时，黄色甚至成为在社会上颇为流行的服色，几乎全民服黄。大唐开国后，根据“五德终始说”确立了土德，黄色又成为帝王之色。不过唐初与土德关联的黄色和隋唐流行的黄并非一种，隋代的黄更接近于正黄，而唐代帝王所选用的则是“黄色之多赤者”的赭黄。

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伟衣服杂饰。”这段记载可以提取两条重要信息：其一，武德年间天子所穿的可能就是正黄，但后来逐渐演变成赭黄；其二，唐初也下达过禁服黄令，但主要指的是天子服用的赭黄。由于正黄并不算禁色，即使在唐初武德年间关于品官服色的规定中，也明确写了庶民可以穿黄色服饰。

当唐高宗再次下达“禁黄令”之后，正黄与赭黄之间的等级差异被弱化，黄色作为最高等级色彩之地位得以最终确立。也是从唐高宗总章年间之后，黄色从此与皇权紧密绑定，此后历代帝王的服色也脱离“五德终始说”架构，皆以黄色为尊。黄从此成为帝王、皇权的代表，五代末期赵匡胤想篡位做皇帝，也是先上演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再取后周而代之。

唐代宦官俑，1937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这名宦官身穿黄色圆领袍，脚穿乌皮靴，面目可憎。在唐代，帝王专属的黄袍主要是赭黄，与这种民间流行的正黄色有所区别

虽然自总章年间开始，黄色作为一个笼统的颜色概念，已经逐渐成为体制内最高等级的色彩，但唐代帝王常服大多数使用的依然是赭黄。有意思的是，在民间还是保持着使用黄色的习惯。1973年于吐鲁番阿斯塔纳206号墓出土的一尊宦官木俑很能说明问题，这尊木俑穿着菱格纹绮圆领长袍，脚穿乌皮靴，翘嘴瞪眼，显得面目可憎。这种木俑是用于表演傀儡戏的道具，像这样一个貌似反派的人物也穿着黄袍，可见当时对黄色的使用仍比较随意。直到唐文宗于太和六年（832）颁布的诏书中，仍然将黄色和白色指定为流外、庶人等人使用的服色。

当服色也有三六九等

解决了帝王的问题，接下来看看官员服饰应该怎么区别。在中国古代，官员的等级往往通过服饰上的特征来表现，晚一些的明清，可以通过袍服前胸和后背的補子纹样来判断，早一些的汉晋时期则看头冠上的梁数来认知。可在唐代，大家都是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腰系革带、脚蹬乌皮靴的装束，此时能够区分官员品级的就只有袍服颜色了。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在正式礼仪场合对服色进行规定的记载。到汉代，有文玄武绯的区别，但文官无论级别高低，皆服玄色袍服，武官则服绯色，各种颜色的等级关系一直没有明确。以服色来定官员品级的制度至隋炀帝时期才建立基本构架，不过早期官员所用服色只有紫色和黄色两种，入唐后才进一步细化。据《新唐书·车服志》载，李渊建立唐朝后的第四年，即对隋朝时期的品官服色进行修订，具体为“三品以上，大科紬綾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以上，小科紬綾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以上（下），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紃，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服绸、絁、布，其色通用黄，饰用铜铁。”

李渊于武德四年（621）颁布的这道法令不仅规定了不同品级官员服饰、配饰的用料，也制定紫、朱、黄之间的等级关系。唐太宗登基后又拟定“三品（及以上）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的服色制度，对品级进一步细化。但唐太宗仍认为官员日常服饰的颜色品级不够细致，容易混乱，遂于贞观四年（630）八月颁布《定三品至九品服色诏》，规定官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至于庶民“仍通许着黄”。这就形成了紫、绯、绿、青的服色体系，而且这次还使用了正色和间色结合的形式，一至三品为紫间，四品五品为正绯，六品七品为绿间，八品九品为青正。

黄色在唐代与皇权绑定，紫色也在这一时期逆风翻盘。从官员品级服色来看，此时的紫色已经摆脱了“恶紫夺朱”的恶名，成为代表权力和身份的贵色。到唐高宗时期，又有官员提出意见，认为紫色和青色视觉上过于相近，容易混乱，即所谓“深青乱紫”，为解决这一问题，高宗下旨八九品官员所服的青色由碧间色取代。不过这一方案并没有维持太久，到上元元年（674），又让青色回归官服体系，只是这次制定得更细致，即“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

上元元年制定的这套服色体系，只维持了十年，到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再次进行修订，又一次让碧色取代青色。这次方案出台后，唐代官员的服色终于稳定，直到晚唐才再次修订，而且依然是青碧之争，青色又取代碧色。唐代品官服色在经过七次改动后，最终还是回归到贞观年间制定的紫、朱（绯）、绿、青的基本架构。

（左）三彩伎乐俑，唐，西安土门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右）唐代白色圆领袍复原照，唐代服色制度规定，白色为庶人服色，白色圆领袍是较普通常见的款式

唐代统治者制定品官服色制度，原本是为解决唐初官员服色混乱的问题，但颁布的这一系列法令却将衣服的颜色分出了三六九等，身份的贵贱以直观的颜色就能辨别。唐朝早期，朝廷对于官员服色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紫色与绯色更是被世人视为贵色。唐代著名诗人沈佺期经历了被贬谪又官复原职后，却一直没有被允许再穿回绯色圆领袍，于是将这个心愿写成诗句：“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

《曹议金供养像》，唐末五代，瓜州榆林窟16窟壁画。曹议金为唐末五代沙州人。他身上所穿的圆领袍已比初唐、盛唐时期的更宽松，袖口更广

民间为何紫、朱泛滥？

不过大唐百姓似乎并不像沈佺期这样遵守规则。朝廷对服色等级化很快对整个社会的穿衣审美造成影响，有了等级就必有僭越，朝廷规定不能穿的，我就偏要穿，引发了朝廷屡禁不止的服色僭越、紫朱泛滥的现象。这种情况早在唐高宗时期就已出现，很多在外的官员和老百姓，在政令较严的地方就把紫、朱、青色的短衫、袄子穿在袍衫之内，到了官府管控力度较弱的郊野，干脆公然穿着紫袍、绯袍嘚瑟一番。气得唐高宗在咸亨五年（674）颁布了《官人百姓衣服不得逾令诏》：“采章服饰，本朝贵贱，生降有殊，用崇劝赏。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式令，遂于袍衫之内，著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蠹彝伦。自今已后，衣服下上。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严加禁断，勿使更然。”

唐代圆领袍穿搭顺序图。第一步，穿圆领里衣、裤；第二步，里衣之外套穿半臂；第三步，半臂之外穿圆领袍服，最后以革带固定

对于向往穿衣自由的大唐百姓而言，这种禁令行得了一时，行不了一世。到盛唐时期，随着大唐帝国一步步登上巅峰，经济繁荣让人们服饰用料越来越华丽，市井坊间服色僭越之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即位之初的唐玄宗也是位想励精图治，做一番事业的君王，在姚崇、宋璟的建议下，他决定从自己做起，禁止奢靡之风，命人将宫中贵重奢华的服饰在殿廷前焚烧，又颁布《禁奢侈服用敕》，规定百官除了与品级相关的饰物之外，其他各类夸饰、僭越之物一律禁止。

对社会上的崇奢之风，唐玄宗下定决心想要整顿一番，他将官办的织锦坊停办。可是民间服色滥用现象已久，就算当下禁止，大家手里也已经有了许多僭越服色的衣服，这又该如何是好？李隆基给出的方案简单粗暴——“其已有锦绣衣服，听染为皂”，一律染成黑色了事。这一系列操作下来，的确让开元时期两京的风气为之一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唐玄宗这位曾以身作则禁奢倡俭的君王，在将帝国推向强盛的巅峰之后，自己竟也沉浸在膏粱锦绣的温柔乡中，“从此君王不早朝”。上行下效，至天宝年间，唐代社会奢服、胡服应有尽有，服色僭越现象比之从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的铁蹄惊破了唐宫内的霓裳羽衣曲，也让唐王朝再无力靠政治力左右社会风气。经历巨变的唐王朝元气大伤，控制力也大不如前，到中晚唐，这种僭越之风愈演愈烈，至唐文宗开成年间已是“坊市百姓，甚多着绯、皂开后袄子，假托军司”之象，不仅是穿衣服色僭越，还身份造假。唐文宗在开成元年（836）对种种乱象颁布禁令，是唐王朝为维护自己建立的这套衣冠等级制度做的最后努力。然而当追求奢靡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时，对于日薄西山的唐王朝，一纸政令已经很难再取得实质性效果。

从初唐到晚唐，人们对贵色服饰的追求一直未曾停止，社会上的僭越与朝廷禁令的博弈，犹如一场漫长的游击战争，最终以屡禁不止、贵色袍服彻底脱离体制等级属性告终。当紫、朱袍服成为社会时尚潮流时，大唐王朝建立的这套以服色来维护传统社会等级的制度也基本破产。这种民间通过不断僭越、滥穿，最终反过来将服饰本身被赋予的权力色彩破坏殆尽，使之彻底转换社会风尚的案例，还将在此后的中国服饰史上一次又一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