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文辞，君王更在意的是内容，尤其是对大政方针很是警觉。洪武九年（1376），平遥训导叶伯巨在奏疏中指出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分封太侈”，然后引用历史案例说明，长远看会出现“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等现象，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无论从历史教训、当时现状、后世发展哪一个方面来看，叶伯巨的眼光和判断力确实是没问题的。但他忽视了一点，朱元璋是乱世过来的，人们刚刚结束“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现实，并没有结束这观念，解决了分封藩王可能带来的危机，那靠谁去镇守？他们会不会危机更大？这些朱元璋不能明说，公开的场合下，功臣自然是大明忠臣；明说的只能是“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用严刑堵住任何怀疑分封臣下的嘴，毕竟替代方案是更不可测的深渊。

在信任、共识并未真正建立的时代，亲力亲为是朱元璋掌控一切、稳固秩序的重要前提。只是繁忙的礼仪活动、无尽的奏疏、紧急的军国大事，让其忙不过来，只能寻找助理，最初找了四个老年老实儒生，作用有限，之后开始使用接受朝廷教育成长起来的年轻士子协助自己处理奏疏，这也是内阁的雏形。

万历皇帝：我选择性地做

相对于朱元璋的亲力亲为，嘉靖的玄修控驭，万历都是不需要的。社会有不满，但没人或者说很少有人否定大明；文武制度逐步完善，没有臣子和将军能有超越君王的权力。万历具备了垂拱而治的制度机制与太子继位的天然合法性，万历只需抓他眼里的大事。

明神宗万历坐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比如亲自下场和言官争论。万历十八年（1590）大年初一，万历在毓德宫西室召见大学士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时，就拿出来雒于仁的奏本给大家看，说：“先生每看这本，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一评。”还没等大家看完就接着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又说朕尚气（斗）......”发完牢（解）骚（释），最后明确指示“先生每将这本去票拟，重处”。一把手明确表态大学士从重拿出拟办意见，这是很罕见的事。

客观来说，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并不全是事实，正如申时行所说雒的奏疏“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渎奏”，但依然很伤害万历皇帝，二十八九岁的万历皇帝还是比较较真的，对“出位沽名”的行为气不过，再次要求重处。在深谙宣传之道的申时行指出“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后，万历折中选择了留中。这也是后来大范围留中的开端。

虽然不单一处置某个人，但还是要整体申饬一下，以防争相效尤，为此，内阁撰写对六部、都察院、科道等官的上谕，万历在拿到稿子后，亲自修改，添加了“如一二徇私坏法，朕自有处治；及沽名卖直，扰乱国是”等词，可见他对这件事的重视和震慑众臣的决心。相对于洪武和嘉靖来说，万历处置雒于仁确实中规中矩，或者说文明不少。同时要注意，万历的留中不等于不管事。

虽然不上朝，但万历还是会亲览一些重要奏疏。来源/电视剧《明宫迷案》截图

对于军国大事，万历亲政后一直是亲力亲为。在这年中，洮州失事，七月二十六日，万历召见大学士，上来就谈到陕西总督抚梅友松的奏疏，并拿出陕西巡抚赵可怀的奏疏让大家看，商议解决办法。先后谈及边备废弛的问题、以文制武带来的问题、文官奏疏的虚文搪塞、武将选拔等问题，并指出自己对武将的要求：将官必要谋勇兼全，曾经战阵方好。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在读《三国》，如“古文臣，如杜预，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诸葛亮纶巾羽扇，都能将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是不善用之，虽有关张之勇，亦不济事。”

插句题外话，万历很爱读书，经常让内侍去买畅销书给自己看。万历在谈了诸多见解后，谦虚地说“朕在九重之内，边事不能悉知，卿等为朕股肱，宜用心分理”。恩威并济，帝王之道，史臣记载当时的情况“初上切责督抚，声色俱厉，及论边事久，天颜愈和，神采焕发，语喋喋不休”，申时行出来后感慨“上留意边防，明习政事如此”。到后来辽东战争爆发，面对熊廷弼平铺直叙、经常给皇帝出难题的文风，万历一个接一个批阅奏疏，要求大臣确保边疆稳定。

雍正皇帝：天威就要莫测

相对于父亲康熙与儿子乾隆的活跃，世界那么大，雍正确实“没有去看看”。更多时间花在处理奏疏上，甚至刚登基的大年初一颁布的不是喜庆新春的诏谕，而是直接给各直省巡抚、布政使及各知府、知州、知县下达的清理地方钱粮亏空的政令。

影视剧中老年还在批阅奏疏的雍正。来源/电视剧《雍正王朝》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