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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有可能吗?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在古代,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不容易,连以善于旅行著称的诗仙李白也不免感慨“行路难”。那么千百年来,古人的旅行究竟是什么情形?

行路难,何以为缚

从观念上来说,古人认为,无论远近的出行都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远古时候,当我们的祖先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去处,会设想遭逢许多山林川泽的恶毒生物,以及种种鬼怪妖魔,于是在决定要出发前,需要学习各种知识作为准备,应对未知的困难,便有“铸鼎象物”之说,即将牲畜、神灵的图像刻在鼎上,“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不会遇到不吉之事),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左传》)。同时,受儒家文化影响,自古以来“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的观念,以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谆谆教诲,也时刻警醒着古人们不要轻易出行。

若从客观来看,限制着古人出行的因素还有很多。

交通不便。秦以前,只存在以各诸侯国国都以及著名经济都会为中心的局部交通网,不同地区的人们交流来往相当困难。以“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为例,若不是秦国耗费极大人力物力修建了架空的栈道连通中原和蜀地,恐怕秦一统全国的版图上定会缺失蜀地一块。随着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到来和“车同轨”的实行,全国性的交通网络逐步建立,古人长距离的出行成为可能,但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如陆路常用的驴、马、牛车、马车,水路乘行的船舶,受自然环境和道路条件影响甚大,不仅使用成本高、行驶范围小,且舒适感欠缺,极易舟车劳顿。

饮食住宿不便。古代供旅人打尖投宿的饭馆、客栈很少,旅行者必须自带粮食甚至炊具碗筷,否则没有东西充饥,也没有条件做饭。《庄子·逍遥游》写道:“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意思是行前口粮要备足。《列子》中讲述过一名韩娥女子东行齐国,中途粮食吃完了只好用唱歌来换取粮食的故事;《论语》也记载孔子带着弟子出游,在陈国“绝粮”,随从有因此而生病的。至于住宿,官方提供的旅店称之为驿传或驿站,战国时期便出现,秦统一后进一步完善,但仅供公务人员歇息,设施条件也比较简陋;随后,民间商业性质的客舍、旅店逐步发展,为路上的旅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歇息和庇护,却因分布不均衡,导致长途旅行者难免遇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自寻办法过夜为常事,遇上雨雪或自然灾害,其凄惨意味不言而喻,如诗人贾岛《冬夜》所写:“羁旅复经冬,瓢空盎亦空。泪流寒枕上,迹绝旧山中。”

通行管理严。古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流动,保持税收和治安的稳定,对外出旅行者有严格的管理措施,旅行者通过各个关卡时需要出具有关凭证方能放行。如战国时期的通行证称为“节”,源于有节的竹子剖分为二,各取一半作为信物之意。这类凭证形式不断演变,到了明代,便成为人所熟知的“路引”,《大明律》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可见通关凭证不可或缺。

以上列举出行的困难,并非说明古人不旅游。既然远行难以实现,近郊游就是古人最喜欢的休闲方式。

先秦时期无论百姓和贵族都很热衷近郊游。《诗经·郑风》中有“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之句,证明到城外游玩的青年女子很多。到了魏晋,近郊游渐渐增添了一分精神层面的“玄游”之意,“返乎自然”成为一种高级的追求,便诞生了竹林七贤这样的郊游名士。王羲之的《兰亭序》更是在晋朝贵族齐集郊游时,曲水流觞、诗酒唱酬之际挥笔而就。

这些都为古人近郊游奠定了十分美好的基调,也推动着春天踏青、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节庆时节的郊游活动历经千年流传下来,丰富着日常百姓生活。

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有可能吗?

《西湖春晓图》。来源/故宫博物院

备不足,难以上路

真到了必须远行的时候,古人便不似近郊游或今人打包拉杆箱一样操作简单了,必须做足充分的准备。

理由要充分。在古代真正能踏上远行旅途的人并不多,不是王孙贵族,就是文人士子或宗教僧侣,并非普通大众的行为。对古人而言,旅游是完全别样的生活方式,多是不得已为之,所以离别故土外出旅行,便有经商、游学、游宦、游方、游猎等理由。

仪式得做足。良辰吉日的选择对出行非常重要。《周易》中有旅卦“旅:小亨,旅贞吉”之说,表明行前需占卜择日,以示凶吉;像《诗经·小雅》所描述“期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指的则是外出游子占卜归期。另外古人行前还会“祖道”,即祭祀祖先,后来《汉书》中记载李广利率军出击匈奴之前,“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祖道便延伸为饯别、送行之意了。亲友向即将上路之人设宴饯行,也慢慢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仪式,“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为逆旅之人增添了万分豪情。

随身之物齐备。在物资匮乏的古代,古人出门不可能轻装上阵,所携必要之物恐怕非常沉重,让旅途毫无惬意之感。总结起来有如下要点。第一,衣物和药品,行囊中往往要折叠打包厚薄衣物、轻便鞋子,南方人还要带上防雨的蓑衣斗笠,同时准备一些良药如熟艾、大黄、芒硝、甘草等,用于芳香开窍、除秽杀虫。第二,生米和炊具,实为填饱肚子的刚需,比较讲究的文人还会携带酒器茶盏、文房四宝等。第三,被褥铺盖,因为古代客栈可能不提供被褥,借宿庙中或乡人之家更难奢望床具,故自带最为保险,御寒保暖,却大大增加了背负的重量。第四,盘缠,是古代路费的别称,古时货币为金为铜为银,携带笨重不便,也不安全,故古人上路并不会带多少金银,一路节省开销;一旦路费花完了,只能就地打工挣钱,挣够了再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第五,通关凭证,不同历史时期称呼不同,无论因公因私离开外出,都要向属地政府申请办理,且千万不能丢失,否则会受到严厉处罚。

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经过长途旅行到西北边地生活的中原人,多负“橐”(tuó)而行。“橐”用布制成,也有用熟制的羊皮制作的“革橐”,除了盛装日常物品外,还用它盛装干粮和钱财。行橐代表行旅途中的一切财物,因此行橐是否充盈,成为旅行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物质保障。

心态保持健康。古代旅行多为艰险劳累所摧折,多为相思离绪所牵萦,多为悲辛愁怨所压抑,旅行者如果没有乐观的心态就难以迈出豪健的步履,更难以完成漫漫征途。或如李白“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如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靠酒作行旅之伴;或喜管弦丝竹,喜女乐酬客,暂时忘却离乡的愁苦;或客舟题咏、驿壁题诗,抒发胸怀交流情感,向后人展示着旅行的悲欢。

我们从晚明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一篇《粤西游日记》中,可以清晰了解他为旅行所作的准备。对于游览桂林城边的岩洞,他会带点胡饼等干粮,或者在城内饭店买饭吃,一天之内安排好行程,赶天黑城门关闭前回到住所。周围稍远的行程,比如从“就日门”出去,渡过漓江,探访辰山的黄鹂岩、青珠洞后,继续向东到矮山,再到尧山、铁峰山、黄金岩,得花上三四天时间,他一般便携带蔬粮和铺盖,请附近农户或者寺院和尚帮忙做饭,借宿农家或寺院,或者直接在岩洞中过夜。

这便是职业旅行家的日常。那些没有经验、初登旅途的普通人所面临的困难可以想见。

古人“善假于物”

做足准备后,上路也不简单。由于我国自古疆域辽阔,地表形态千差万别,造就了古代旅行者多样的旅行方式。

徒步应该是起源最早的也最简单的旅行方式。《山海经》中“夸父与日逐走”的叙述,可能是最早徒步旅行的记录。古人徒步旅行对身体素质和精神耐力都有极大考验,无怪乎徐霞客等旅行家青史流芳。徐霞客行遍大半个中国,以科学考察为目的,深入深山溶洞、攀登险峻山峰,自然主要靠双脚跋涉,用24年行走了5万公里,导致最后“两足俱废”。他实实在在是用双脚在丈量土地——今人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考察路线前行,竟惊奇发现徐霞客所记里程数相当准确,这只能说明,徐霞客当年一边察看地形,一边有意数着步数。

骑乘是更高阶的交通形式了。骑乘最早或许出于军事需要,《孙膑兵法》中说“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古人骑乘的工具也较多,马、驴、牛、骆驼等皆有。

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有可能吗?

《八达春游图》。作者/(五代十国)赵嵒,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道教中一直盛行老子骑牛过函谷关的传说。《晋书·阮籍传》中记载,当阮籍官拜东平县令时,“乘驴到郡”,即是从家乡河南骑驴到山东东平县上任的,游宦不可谓不远;诗人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也是古代骑驴的明证,更侧面证明驴的跋涉能力很强。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骑马旅行对古人来说是一种最为快意潇洒的交通行为,正如李白也称赞“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唐朝人有骑马的风尚,更是长途旅行不可或缺的交通良品,所以马无论在文学作品和古代画像中最为常见。但是马匹价格贵,需草料喂养,使用和保养成本高,不是一般旅行者能负担得起。

还有一种备受青睐的出行方式,便是坐船。我国境内大江大河繁多,走水路出行,借风力和水力到达目的地,方便又快捷,也不耽误欣赏沿途风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饱含诗意的交通方式。正所谓“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江流大自在,坐稳性悠哉。”

随着造船技术的成熟和发达,乘风破浪出海远行也发展起来,也便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可是海上旅行对古人来说是一项巨大挑战。唐代鉴真和尚为弘扬佛法,受邀东渡日本,“然东海风骤浪高,或船覆,或粮匮,或失向,历十二载,五渡未成”,还造成了双目失明,最终第六次才达到目的。

交通工具的多样化为古代旅人带来便捷,但行旅生活终究是苦事,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获得常人不及的见闻,对古人来说着实不易。

纵情游,逆旅人生

纵使有千般困难万般不易,历史上仍有无数人因各种各样的缘由,踏上与众不同的征途,有的青史留名,有的默默无闻,但都用坚毅执着践行着不同的人生价值,也为文明的赓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东坡大半生都在路上漂泊。公元1097年,62岁的苏轼从雷州登船,踏上前往新的贬所儋州(今之海南西北部)之路,是为宦游生涯的最远一站。那是广袤大陆之外的新世界,对于已经尝尽了陷入政治斗争漩涡苦果,习惯了四处贬谪的东坡来说,跨海仍非易事。彼时他身体苍老,痔疮又发,告别弟弟子由后心绪难过,以为自己将死海外,到达儋州虽然只有一天的航程,却令他“眩怀丧魄”。

然而,个人的不幸却成就了一方水土的幸运。自古以来,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其余居民大多是黎人,交通不便,发展落后。豁达的东坡在海南结庐而居,同当地的黎汉百姓一起躬耕生活,经常带上黎族的藤帽,插上花缦,赤脚渡水穿林,和农夫们一起劳作,与小孩们嬉戏。当地许多学子慕东坡盛名前来求学,东坡亲自编写教材教授,培养出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个举人姜唐佐。东坡积极提倡民族平等,并倡导农业生产。故东坡长久以来受到黎汉百姓爱戴,自己也在精神上达到了更高层次的超脱。

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有可能吗?

“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苏东坡真正融入了当地。来源/纪录片《苏东坡》截图

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7岁随父、叔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的器重,在元朝任职达17年,常奉命巡视全国各地,有着无数精彩的旅行记述。在中国行遍千山万水的马可·波罗,渐生思乡之情,数次向忽必烈请求回国,都被婉拒。终于,在1291年,忽必烈命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海外,并给罗马教皇、法兰西、英吉利等国国王带去问候信,表达元对各国的友好之意,马可·波罗才有了回乡的契机。

马可·波罗一行从杭州南下福建,准备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出海。沿途他亲见福建粮食富足、物产丰富,盛产西方所需香料,同时工商业发达,丝绸、瓷器早已远销海外,为他日后撰写影响世界的游记提供了宝贵素材。特别是他在泉州海港对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记载与传播,与近年来的水下考古重大发现“南海1号”发掘出船壳有3层外板,互为印证,填补了中国古代文献对此项高超技术的记载空白,也进一步驳斥了马可·波罗未曾到过中国的论调。

这次马可·波罗的归国远洋航行,一路惊涛骇浪,历经风险,奋战两年多才到达波斯。“除水手外,共有六百人,几尽死亡,唯八人得免”。损兵折将严重,却不忘使命,马可·波罗一路对阔阔真公主关照无微不至,令公主非常感激,在临别时“恋恋不舍、致为流涕”。又过了一年半,马可·波罗终于回到家乡威尼斯,靠《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传播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情况,激发了更多欧洲探险者、旅行家、商人、军人前往东方,为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还有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职业旅行家,徐霞客旅行的见闻在《徐霞客游记》中不胜枚举。令人难忘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不曾停下脚步。崇祯九年(1636),年届50的徐霞客同江阴迎福寺的静闻和尚相约踏上远行西南的旅程,到云南鸡足山拜访迦叶寺。谁知路经湖南渡湘江时,遇上强盗,幸亏徐霞客经验丰富,赶跑强盗躲过一劫,而静闻和尚受了伤,没能撑到广西就圆寂了。此时的徐霞客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或许受到了刺激,再或许背负了承诺,他仍带着静闻的骨灰,没有任何资助,默默再上征途。他翻越广西十万大山,进入四川越过峨眉,沿着岷江,到达甘孜松潘,渡过金沙江、澜沧江,经过丽江、西双版纳,终于到达鸡足山,了却了同行者的心愿。此后他没有停下脚步,在西南地区继续前行,行进半年,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区,又游历了几个月,踏上归途。直至54岁在家乡病逝,徐霞客才终于停下旅行的脚步。

这些旅行者克服千难万险,或远行而泽被四方,或远行实现异地的文化体验,或远行为了求得真理,更或者,只是为了实现那冲破束缚、自在随心的人生价值。

参考资料:

江绍元《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6(02);

刘小方《古代旅行大观》,《百科知识》,2017(11);

古禾《古人的旅行装备》,《月读》,2017(08);

艾江涛《粤西,穿行于山水溶洞》,《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50期;

张君民著《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生平游记》,大有书局,北京,2022(01)。

(责任编辑:陈蕊 zx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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