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的教材起源很早，先秦时期的官学便有了教材。

除了官方教材，有些学霸也会自己编撰教材或者教辅。比如，唐朝除了科举考试，还有专门的制科考试，即为了选拔专门人才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由于选拔的是专业性人才，因此，考试内容就跳出了儒家经典的学习范畴。唐朝诗人白居易曾在贞元十七年（802）参加过“书判拔粹”科考试，判词写作能力是这门考试的重要知识点。白居易在备考期间，便自己押题，写了上百道模拟判词，合编成《百道判》。最终，白居易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在秘书省工作的机会。

《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书影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官满”卸职。按照唐代规矩，低品级官员任职满一任后，便要离职下岗，进入“守选”行列，即苦苦等待空缺岗位或者再次参加制科考试，重新找到工作。这次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试策”，就是针对皇帝的提问，做出自己的对策。白居易把皇帝可能提的问题全部列出来，准备了七十五篇策目，编成了著名的教材《策林》，最终他在考试中名列第四，成功“上岸”。

二

随着科举制的确立和成熟，普通教材已经难以满足学子的应试需求了，于是，教辅出现了。

南宋大儒朱熹曾经从经传史籍中采集有关忠君、孝亲、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当时儿童的道德教育类教材。到了明清两代，出现了一批由《小学》发展而来的启蒙辅导书，被称为“类《小学》”教材，如陈选的《小学集注》、黄佐的《小学古训》等。这些衍生出来的教材，便可以被称作“教辅”。

此外，古时的书院也会编撰教辅资料。比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为了提高“升学率”，他还特意编写了一套教辅资料，名为《东莱博议》。吕氏家族原是山东东莱的望族世家，所以吕祖谦自号为“东莱先生”，所谓“博议”是吕祖谦根据当时学生的总体特点、社会实际情况以及科举考试内容，以《左传》为基础，整理编写的一本《左氏博议》，因而被人们称为《东莱博议》。

教辅编好后，吕祖谦也毫不避讳地说：“《左氏博议》者，为诸生课试之作也。”这本教材，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应试的。所以书中的文章，都可以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范文。据说学生通过学习《东莱博议》，科举考试水平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因此，《东莱博议》后来竟成为了畅销书，不仅丽泽书院以其为教辅，当时许多书院也将其当作必备读本和教辅。当时的大儒朱熹，也将自己的儿子朱塾送到吕祖谦门下学习。

到了明朝，教辅市场逐渐火热起来。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于是，许多考生不再专注于钻研经书大义，而是开始揣摩考试答题技巧。加上活字印刷技术日渐成熟与普及，明朝的出版行业非常兴盛，教辅也就成为了一门大生意。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辅涌现了出来。

不过在许多教辅当中，卖得最火的，是“时文选本”。明清科举考试采用八股取士，所谓“时文”，即科举考场中的应试文章。“时文选本”，类似于现在的“高考优秀作文选集”。早在明朝前期的成化、弘治年间，就出现了大量的时文选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京华日抄》。成化年间的杭州通判沈澄，编选了当时部分进士在科举当年所做的文章，汇集成册，并印刷出版。

此书一面世，大受士子欢迎，掀起了一股购买热潮，同类书籍也随之跟风大量涌现。明代藏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

三

到了明朝中后期，“教辅热”愈演愈烈。当时的教辅市场称得上“供销两旺”，晚明学者黄宗羲在《明文海》中引用嘉靖年间李濂在《纸说》里的话：“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当时的书坊，若非科举图书基本上不刊刻，书店基本上也只卖教辅，考生们也只看教辅。

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是明朝时期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有学者研究过明代建阳各姓氏书坊刊刻科考用书的比重，得出结论：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科考用书数量为757种，占总刊刻书籍数量的67.11%。这也说明了科考教辅用书是当时刊刻的主流。

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教材之所以受欢迎，除了市场需求量大外，具有创新意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当时的刻书家余应虬编辑的《四书翼经图解》，将传统的《四书》加以释文和图解，使其更为通俗易懂，面世之后颇为畅销。此外，教材在版式上也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在书籍中插刻插图，使得书籍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奸商，伪托状元和进士之名编纂图书，这种做法有悖道德，但借着状元和进士的流量，却吸引了一大批买家。

对于时文选本，出版商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编选。为了增强产品竞争力、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出版商纷纷邀请一些著名文人和进士参与教辅的编撰，并对编选的文章进行点评分析，帮助购买书籍的学子加深理解，更好地掌握和提升八股文写作技巧。比如明朝的《阅艺随录》《程文选》等都是此类教辅。

而时文选本中，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类型。比如“程墨”，是指乡试、会试考官所写的范文或中举考生的文章，这类选本权威性大，最受考生追捧；其次是“房稿”，这类选用的都是新科进士平日所作的八股文，因此也相当畅销；还有“行卷”，这是乡试中中举的举人作品选，销量相对来说要差一些。此外，还有“社稿”“朱卷”“窗稿”“名稿”等，但权威性都不如前三种选本。

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即用八股文作答；第二场主要测试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测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因此，市面上也有不少针对这两场考试的教辅，比如《新刻注释二三场合删》《皇明乡会试二三场程文选》等等。由于第一场的八股文是占比量最重的，所以在许多教辅中，卖得最火的还是类似于《京华日抄》之类的八股文选本。

四

由于教辅是市面上最热门的书籍，连当时的考官们也不想错过商机。比如明朝的冯梦祯是一名考官，后来，他将自己负责判阅的一房进士的答卷文章进行点评，并汇编成《一房得士录》，随后将其出版。考官亲自点评的文章，自然大受学子追捧，冯梦祯因此受益不少。清代的唐彪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并编撰了大量的教辅，其中的《读书作文谱》便从文章体裁、构思、立意、布局、修辞表达等各方面讲述了八股文的写作方法。

明代绘画中的殿试

除了出版商和名士，在明清时期，还有一种人，专门以编写应试教辅为生，这种人被称为“选家”。类似于现在“高考满分作文选”一类的教辅编辑。选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将科举考场上具有学习和参考价值的八股文编辑成册，再加以注解、诠释，最后集成出版，让当时的读书人学习、参考。

由于教辅出版商太多，行业也就“卷”了起来。

明末清初人吴伟业在《复社纪事》中记载了一段往事：“尝燕集弇洲山园，卧子年十九，诗歌、古文倾一世。艾旁睨之，谓此年少，何所知！酒酣论文，仗气骂坐。卧子不能忍，直前殴之，乃嘿而逃去。”这记载的是一场以打斗收场的聚会。故事发生在明朝的崇祯元年（1628），地点在江苏太仓的弇山园。卧子指的是明末著名词人、复社成员陈子龙，“艾”指的是晚明著名的时文选家、豫章社的代表人物艾南英。

艾南英是晚明有名的时文选家。他在天启年间中举人，后来在科举考试中写的策文讥讽了当时的权宦魏忠贤，被停考三科。由此，他十分厌恶科举考场上的那些形式僵化、陈腐劣质的八股文。他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并寻求从唐宋古文中寻找改良时文的方法。由于名气大，他编选的教辅一度在晚明教辅市场占据着统治地位。

要编选这么多教辅，艾南英自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着自己的专业团队，他所代表的便是当时的豫章社。但教辅市场是一块大蛋糕，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后来，江南的周钟、张溥、张采等人也创建了团队——应社，并开始编选教辅。应社的教辅和豫章社的不一样，他们的教辅充分迎合了当时的应试需求，贴近考官评卷标准，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快成为了艾南英老师的最大竞争对手。应社也由最初仅有十一人的小社团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组织。崇祯初年，张溥等人又以应社为基础，合并其他文社，成立了复社。

晚明的时文选刊往往与文社利益联系在一起，学子们也往往结成文社或者参加文社，并以文社的名义来标榜自己。此外，受晚明政坛激烈党争的影响，当时的文社也将选文当作拉拢社员、扩大社团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比如复社，便通过掌握八股选文标准，从而控制天下文风，进而影响政坛。很快，复社教辅在市场上的风头便压过了艾南英编选的教辅。

在太仓的这场聚会上，艾南英和复社的张溥、张采、陈子龙、周钟等都在座。两边在八股文创作的理念上本来就有很大分歧，加上又是市场竞争对手，所以落座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作为教辅界大佬，艾南英对于年少的陈子龙颇为看轻，于是，年轻气盛的陈子龙一怒之下动起手来，最终文斗演变成武斗，不欢而散。

后来，艾南英还与复社的张自烈发生过交锋。张自烈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他曾编选过一部《国朝今文辩》，将诸家的时文选本重新进行了删评。艾南英看见张自烈编选的教辅后，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与自己编选的《今文定》《今文待》里的内容高度重合，于是认为张自烈所出的教辅是翻版、是抄袭盗版，又与之开始了一段近十年的论战。但由于崇祯年间，复社的影响力非常大，尽管在争论中未能分出胜负，可复社出版的教辅的确逐渐成为了教辅市场的主流。

五

其实，清代小说家吴敬梓便在《儒林外史》中为我们专门刻画了一幅明清选家们的生活图景。书中提到的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马纯上、蘧駪夫等人，都是书里有名的时文选家。

比如书中的马纯上，又名马静，俗称“马二先生”，因屡试不第，最后在嘉兴的文海楼书坊以编选八股文选集为生。他编选的《三科程墨持运》，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还有详细的注解和批语，成为了畅销大江南北的优秀科考教辅。但树大招风、人红是非多，由于《三科程墨持运》销量火爆，从而引起了同行的嫉妒。比如另外几位选家便在背后说起了闲话。马二先生的同行随岑庵曾别有用心地问另一位同行卫体善：“近来那马静选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见？”卫体善煞有介事地回答说，马二先生终日讲的是些杂学。而且故意诋毁道：“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

书中的匡超人也是个选家，但也是个不学无术的学术混子。他前往京师时遇见一位前往京师参加会试的举人冯琢庵。作为选家的匡超人在江湖上颇有些名声，冯琢庵也曾读过他的选本。谁知道匡超人竟然自吹自擂起来，甚至吹嘘自己一共编选过九十五本教辅，而且每回教辅一出来，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各省的学子们只愁买不到手，有的教辅还一版再版。最后，他更夸张地表示：“这五省的读书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冯琢庵的好友牛布衣听了之后忍俊不禁，笑道：“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红着脸狡辩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冯琢庵听了之后，又打听起匡超人的同行马二先生来，问这位马先生的选本质量如何。

中国古代的印刷工坊

匡超人听了，不打草稿地说道：“这也是弟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那马二先生的选本根本卖不出去，唯有他匡超人的“优秀八股文选集”，不仅国内学子考试需要，外国考生考前也得看。所以，他的教辅已经出口到了海外。读者读来哭笑不得，不得不佩服吴敬梓先生的讽刺笔法。

明末清初的学者吕留良也做过科考教材的生意。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记载：“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天盖楼”正是吕留良所经营的刻局，他靠着卖应试教材的生意大发其财。然而，当时的黄宗羲和万斯同却对吕留良的这种行为颇为看轻，甚至调侃这是“纸尾之学”。看来，对不重教材只重应试教辅的行为和风气，在古代也是颇有争议的。

（雨林霖，作家，文史学者。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