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朝廷例行的朝觐活动,唐代官场上还有缙绅夫人自行举办的社交活动。如唐开元中,广州都督唐昭夫人作为东道主曾设宴款待诸官夫人。次日,所属别驾、长史等官员之妻,又轮流设宴回请都督夫人,这种事例在唐代史料里屡见不鲜。
如果说官场夫人社交仍然有依附于男性的意味,那唐代民间女子的结社则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交际活动。敦煌遗书中保留了两篇晚唐五代时期“女人社”的社约文书,从文书的内容来看,“女人社”属于民间妇女自愿结成的组织,她们以“至诚立社”为宗旨,主张社员间要彼此尊重、互相帮助,虽未打破地域界限,但仍是社会下层妇女拥有更为独立的地位和社交活动的佐证。
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对女子外出及与异性交往防范甚严。唐代由于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男女间的交往不拘礼法、颇为自由。以宫廷妇女为例,唐代宫禁不甚严密,后妃、宫人、女官都有机会与外臣相往来。中宗朝,上官婉儿即在宫廷之外“广纳货赂,别降墨勅斜封授官”,太平公主正是靠结交外臣在朝中培养亲信党羽,才敢在先天年间发动以颠覆太子李隆基为目的的宫廷政变。
在日常生活方面,宫廷妇女也丝毫不避与外臣的交往,据《安禄山事迹》记载“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采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另有元稹的《连昌宫词》也写道:“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这种不拘礼节的男女交往之事在唐代宫廷相当普遍。
如果一位女性成功地闯入男性俱乐部,掌握了在艺术市场获得成功的手段——这一前提是要非常非常“成功“地闯入。那么,普遍来说,她很有可能比和她相当地位的男性艺术家更为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