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恐慌下，再次捡拾起被武后当政时打压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也就很有必要了。太宗死后，武则天为进一步掌握权柄，开始重用山东寒族来牵制太宗的关陇班底，转移政治重心到洛阳，对西北采取怀柔政策，致使少数民族势力壮大，给唐帝国西北边陲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为保西境对强胡用兵顺利，并顺手肃清武后余党，关中本位文化策略就要重新被摆上台面。因此在文化政策上就表现出了要固守原有文化的要求，对域外文化开始排斥。
站在今人的角度来看，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使得泼寒胡狂欢变成了妨碍统治稳定的不利因素，被“无问藩汉，即宜禁断”。浑脱舞被分离出来，作为单纯观赏性舞曲，甚至与《剑器》杂糅在一起，成就了“一舞剑器动四方”的公孙大娘“开元第一舞者”的地位。而苏莫遮的乐舞部分则被编入教坊，为适应汉语歌词，胡化特色被不断削弱，变成了为皇权歌功颂德的娱乐工具。
这种盛大狂欢后的凋零，反映出了唐朝对外来文化态度的转变：开放包容、欣然而纳的热情逐渐趋于冷却，开始走向内敛地吸收和保守地改造，强硬使其脱离母体文化特色，融入本国民俗民情之中。
等到北宋范仲淹和苏轼等作《苏幕遮》词，此时的“苏幕遮”和唐天宝年间被编入教坊的《苏幕遮》曲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是否是暗合了当年曲调而做出的新体已不得而知。明清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是成了一笔糊涂账，只能用“盖因旧曲名，另度新声也”做一个模糊的解释了。
我们也可以将泼寒胡的拆解、改造视作唐宋变革期内外来文化入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先是被原汁原味的引进、好奇地观赏，经由统治阶层“以身作则”的大力提倡而广泛流传；再因政治等因素被强硬的禁止、分割，最后融入本国的文化构建中，再也追寻不回原来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