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茜卉
1908年，傅雷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今上海市南汇区），家里是当地富户，4年后，父亲被当地恶霸构陷入狱，不久病逝。随着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相继夭折，母亲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对他管教极为严格。傅雷的各种传记均提供了一件轶事：一次他逃学去玩，回家睡觉后半夜醒来，发现自己被母亲五花大绑起来。也许，傅雷的严格和较真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傅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意，受家庭、环境和时代的影响，他自始至终都是儒家的信徒，但是在那个年代，孔孟之道并没有给他生活的方向。他曾就读上海徐汇中学，这是一所意大利教会学校，法语是正课之一，傅雷就是在这里初识了法语。但是教会学校的刻板和背诵圣经的强制要求激起了他的叛逆，结果他因为自认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宗教批判行为被学校开除。
傅雷
随后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大同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傅雷参与其中。1926年，傅雷在校内发起“大同风潮”反学阀运动，因为过于积极，校方一度认为他是共产党，后来被母亲强拉回乡下才避开风头。正如傅雷在1956年的回忆中提到，自己在17到20岁的时候反帝情绪很高，后来的生活没受什么挫折，也就没有了“革命精神”。
1927年底，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但没多久就发现学校的“学风不正”，遂在当年底乘船自费赴法留学。上船时的傅雷虽然略懂法语，但还远不够用，幸而在船上的两个月中与同舱的法国人朝夕相处，整日畅谈，到港马赛的时候，他的法语已经相对流利了。经郑振铎介绍，傅雷在法国安顿下来，并在短暂的外语预科学习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文艺理论。钱锺书和杨绛后来也曾在这里留学。
在巴黎大学，傅雷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他曾详细考察卢浮宫的展品并记录下来，在1934年完成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一书。这本书直到1987年才出版，是傅雷生平唯一的学术论著。也许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傅雷后来才有底气指出鲁迅翻译工作的不足：“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潮》，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留学经历令傅雷对艺术产生了很多洞见，比如对于国内文艺界乱谈主义的风气做了澄清，指出西方所谓的古典主义不是古板，而是重视感官，希腊神庙褪了色只剩下庄严，而当年可是涂满了油彩的生机勃勃的建筑；对于音乐，他推崇贝多芬和莫扎特，取前者生命的庄严和力量，取后者生活的乐天；对于美术，他推崇在印象派基础上别开生面的塞尚，这些都表现出傅雷强烈的审美个性和主见。
1930 年，刘海粟（左）、傅雷（右）和张韵士（中）在法国巴黎合影
在傅雷的文艺评论经历中，与张爱玲的交集是比较有趣的一段。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最早评价张爱玲的论文之一。在文中傅雷盛赞张爱玲1943年发表的《金锁记》，对于这篇讲述多年媳妇熬成婆乃至心理扭曲的故事，傅雷报以最大的赞美，称“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中里有了不用说最幸运的成就”。接着，他继续在同一篇文章中批评张的另一名作《倾城之恋》有六朝遗风，外表珠光宝气内里空洞，对《连环套》则评价更低。张爱玲对于赞美似乎并未领情，而对于批评则针锋相对提出反驳，称傅雷“太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忽略安稳的一面”，太注重人生的斗争，而没有认识到正是《倾城之恋》里“乏味”的人物为生活中飞扬的部分打下底子。有意思的是，晚年张爱玲回顾自己的作品时，反而有着比傅雷还激烈的否定，称《连环套》“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傅雷就是这样性情耿直而坦诚，在艺术的世界里，赞扬与批评不取决于对象是否是鲁迅或者张爱玲。被划为右派后，傅雷在上海家中的院子里培植了50多种月季花，就像他芬芳多彩的艺术园地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傅雷，为自己创造了丰富独特的艺术空间，正如他的墓碑上所写：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