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茜卉
2018年4月7日，是傅雷诞辰110周年。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翻译家傅雷的书信集《傅雷家书》创造了一个传奇，金庸曾评价，《傅雷家书》是一本“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的书。傅雷自己曾说，“我本是在矛盾中讨生活的人”。而在他家中保姆周菊娣的眼中，这个足不出户一天工作11个小时的学者是很简单的，是个“正正派派的好人”。除了《傅雷家书》，关于他的身份，大家更为熟知的便是翻译家。
傅雷重译四卷本、100多万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往往被用来证明傅译的力求完美。而傅雷在1953年给友人的信中却说：“试问，即以十九世纪而论，有那几部大作让人读的下去的？……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
傅雷与傅聪
傅雷自称让青年中毒的浪漫辞藻包括：“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的幻想的苦难。”“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这些“仿佛是没有领略过黑暗的智者写下的箴言警句”（傅雷语），在抗战中鼓舞了很多人。
青年傅雷就深受这种风格的影响，1934年，26岁的傅雷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颇受浪漫主义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通过罗曼·罗兰，傅雷向托尔斯泰学到了忍耐和“不抵抗”：“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压抑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向贝多芬学到了“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并矢志将其介绍给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