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塑造了丰富的女性形象。作者在小说中深刻刻画了女性的心理活动，尤以“妒妇汤”申明了对女性“妒”的同情与无奈。

一、王熙凤的“醋意”与“机谋”

在《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具有独特性。王熙凤是金陵十二钗中唯一已婚并且真正有夫妻生活的女性。金陵十二钗中已婚女性只有三位，而寡居的李纨与早逝的秦可卿都没有关于夫妻关系的刻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作者是以王熙凤为窗口表现年轻女性的夫妻生活。从年龄上看，王熙凤已经不再如同闺阁女性的天真、不谙世事，却尚不至于如贾政王夫人一般相敬如“冰”。她已经历了婚姻生活的琐碎，却还没有失去对和美婚姻的追求。同时，王熙凤是荣国府的“当家奶奶”，大权独揽，展现出了不逊于男子的能力和魄力。因此，王熙凤的“妒”表现出两个层次，首先是对和美婚姻感情的追求，其次则是对治家权力和威严的维护。

《红楼梦》 清·孙温 绘

王熙凤的嫉妒之心是不加掩饰的，上至贾母、贾琏，下至小厮丫鬟，都知王熙凤是个“醋缸”“醋瓮”。贾琏对此是既郁闷又无奈的，正如平儿所说：“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动便有个坏心。”贾琏好色风流的“坏心”是王熙凤“妒”的根源。王熙凤以“妒”来对抗丈夫的荒唐，维护自己的婚姻和权利。

王熙凤时常生“妒”心，妙在能以“不妒”而得到称赞：

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只说：“咱们命中无子，好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通陈祷告说：“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长斋念佛。”贾琏众人见了，无不称赞。（《红楼梦》第69回）

王熙凤在尤二姐之事上表现出了极强的谋略，哄尤氏、闹宁府、诱秋桐、逼贾琏，连环紧扣，借刀杀人，铲除了自己婚姻中的威胁却又博得了“贤德”的名声。但是，机关算尽，算得清利益却谋不来感情。面对精明又强势的妻子，贾琏只能在家庭之外寻找慰藉。偷情、通奸、娶外室，这让王熙凤和平儿对他更加防备，也加剧了这个家庭潜在的危机，由此陷入恶性的循环，最终走向了崩溃。

这样看来，王熙凤的“妒”表现为心机和手段——心机深重、手段高明，却难以真正留住一段深刻的感情。王熙凤的“妒”，动机是出于对家庭的维护，结果却落于对家庭的颠覆。王熙凤的悲剧是强势女人的悲剧。因强而争，争而不得，两败俱伤。

对王熙凤性格的精明和她婚姻的不幸，作者寄予深切的同情。王熙凤为王夫人的内侄女，贾琏为王夫人的外侄子，他们是一场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却并没有因背景相当而表现出夫妻间的和睦与默契。他们的故事代表了世家大族中某种婚姻的常态。财富丰足，权势贵重，却终究缺少真诚的心意。所以，女性以“妒”来强调自己的存在，男性以“偷”来获得刺激的快感，二者相互激化，恶性循环。他们的婚姻有着华丽的外表，却徒存冰冷的内心。所以，王熙凤的“妒”代表的是世家贵族中和睦表象下的内宅争斗，也代表了贵族妇女的一把辛酸之泪。

辛酸之根由，不在于某个人、某个家庭，而在于古代的婚姻制度和道德伦理对人本性的压迫。

二、“贤”与“妒”的双重枷锁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大体可以概括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这套制度中，正室妻子和妾室、婢女的地位有着明显的不同，她们对于男子来讲的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妻子是男子在礼法制度中的正式配偶，有“承祧之责”，上继宗庙，下承子嗣。妾室与男主人不以夫妻相对而以主仆相称，是男子满足欲求的所在，虽然也为封建礼法制度所接纳，但终究没有正式和严谨的规训，是男子对虚荣的追求和欲求的发泄。

妻和妾的存在已经满足了男子“齐人之福”的理想，但终究过于规范化和礼仪化。明代文人之间有谚语：“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这种心理现象反映的是男子对规范化的儒家礼仪制度的突破。男子的“偷”实际上并不在于欣赏某一女子本身的品貌，而重在男子在“偷”和“偷不着”的过程中享受了暂时突破制度的刺激感。尤其是在女性强势的家庭中，男子在“偷”的过程中享受自己尊严被满足的过程，也享受情人的崇拜和依赖。在这个层次上，“偷”和“偷不着”的价值就能够解释分明了。

制度以内的妻妾共存，制度默许的留恋风尘和完全突破制度的偷奸，三者满足了男子对婚姻和性爱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强调礼仪规范的儒家礼法对他们的地位和礼仪势必做出不同的安排，这即使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仪礼》中要求，正室、妾室、婢妾三者等级分明，若正室夫妻对坐，则妾室等不能侍坐只可侍立，可见地位高下之别。

这种婚姻制度对地位卑微的妾室具有压制作用，以此保证嫡妻的正统位置。但这也将妻妾二者放在了相对对立的位置上，为妻妾争端埋下了隐患。正室因妾室而生“妒”，妒忌妾室占有了丈夫的感情和财产；妾室因正室而生“怨”，嫉恨妻子借地位压制自己。二者的此消彼长，由丈夫感情或财产的划分而决定和改变。深重的心机，狠辣的手段，内宅私斗的血腥由是展开，却最终冤冤相报，使家庭和感情走向破灭。如王熙凤“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婚姻悲剧在古代的社会屡见不鲜。

因此，这种传统的婚姻制度，虽然在表面上能够保证妻妾的等级秩序，但内在的本质是男子的利己主义，为家庭的矛盾和冲突埋下了深深的根源。所以，在道德上，人们又开始对女性加以规训，提出了“三从四德”的“贤妻”标准。

根据儒家的道德标准，妻子的贤德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丈夫的温柔体贴和对妾室的宽容大度。其中，“妒”为七出之条。如果女子触犯“妒”律则丈夫可以依法将其休弃。这种道德标准要求女性摒弃情感，完全屈从于男性。其男权主义的本质在魏晋南北朝时的一个小故事中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公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乐，不能令节，此后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生等微达此旨，共问讯刘夫人；因方便称“关睢”“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语也。”（鲁迅《古小说钩沉》）

儒家将《螽斯》解释为一篇祈求多子的诗文，用以规训女子不可嫉妒丈夫身边的其他女性。但是，刘夫人的故事点破了这种制度的本质要求，即是男性的利己主义，它令女性摒弃自身的需求而屈从于等级制度，进而服从于男权。这种制度下的婚姻中很难有真诚炽热的感情，甚至女子的一片全心全意的付出极有可能成为负心人的风流笑谈。也正因为此，凡是走入婚姻和即将走入婚姻的女性，都被《红楼梦》的作者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不平等的婚姻使她们从“无价宝珠”变成“鱼眼睛”，是儒家礼法制度下的牺牲品。

如果说“不妒”是女子贤德的表现，那么过于“贤德”又是一种不贤。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组例子：邢夫人为贾赦做媒纳鸳鸯为妾，贾母责之“贤惠也太过了”，使贾赦闹得不成样子，邢夫人满面通红；贾琏国孝家孝中纳尤二姐为妾，王熙凤大骂尤氏“又没才干，又没口齿，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图贤良的名儿”，尤氏也“只好听着罢了”。

贾母批评邢夫人，王熙凤讽刺尤氏，皆是由于她们过于贤德的缘故，不能够规劝丈夫，是懦弱无能的表现。丈夫的谎言和荒唐，她们作为嫡妻也要承担责任。这样看来，这种道德制度，既要求女性“不妒”，能够容忍妾室的存在，又要求她们有适当的“妒”，能够维系家族等级秩序的完善。所以女性受到双重的枷锁，不管“妒”与“不妒”都是问题。这既是等级制度的虚伪性的体现，又能够引导我们对女性“妒”的作用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分析。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王熙凤 

三、“妒”是一把双刃剑

女子的“妒”与“不妒”似乎都被认为是“不贤”的表现。这已经可以看出“妒”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女子用“妒”维系自己的婚姻，反抗男子的喜新厌旧和见异思迁；另一方面，过激的“妒”也会损失家族的颜面，使男子最终抛弃整个家庭。可以说女子的“妒”是一把双刃剑，对家庭和婚姻有着双面的作用。

北宋文人陈季常惧怕其妻子柳氏，苏东坡曾以此赠诗取笑，后人用“河东狮吼”来形容凶悍的妻子。实际上，一个女子过于悍妒，不仅仅对男子造成伤害，也会损伤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颜面。妻子和丈夫作为主人和主母代表这个家庭，所以妻子的种种行为与妾室奴婢不同，她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南北朝时有一篇《妒妇赋》，描写了悍妒女子的“丑态”：

常因情以起恨，每传声而妄受。乍隔帐而窥屏，或觇窗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细忿，皆成大冤。闺房之所隐私，床笫之所讨论，咸一朝之发泄，满四海之嚣喧。

此文中固然有男子对女子的贬低，但也能反映出一个事实：当一个家族的丑事被上流社会作为笑料流传，那么对男子的仕途甚至家族的风气都会有不利的影响。这就不再是一个家庭的内部矛盾，而影响着一个家族整体的利益和声望。所以妻子为了丈夫的仕途和家庭的经济来源，必须至少在明面上表现出一种宽宏大量的主母气度。这种伪装更加压制了她们心底的真实感情，也导致她们的一腔妒火需要用更激烈的手段发泄出来。妻妾的矛盾由是加重。

作为嫡妻，对外平和大度，对内弹压姬妾。这种矛盾的心理，更加造成了女性心灵的扭曲。《红楼梦》中，王夫人伪善冷漠，邢夫人尖酸刻薄，尤氏软弱可欺，王熙凤借刀杀人，夏金桂无理取闹，都是这种心理不同层次的反映。可以说“妒”和对“妒”的强迫性压制，给女性的身心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让他们反而以更加激烈的行为伤害她们的家庭。这是“妒”对家庭破坏的一个层面。

但是，完全的“不妒”对家庭也是一种损害。在南北朝时，就有一种“以妒防奸”的说法。当时，北海王元详与其婶母私通，被母亲斥骂责打。其母又责打了其妻刘氏，说：“新妇大家女，门户匹敌，何所畏也？而不检校夫婿。妇人皆妒，独不妒也！”（《魏书·北海王元详传》）母亲对儿媳的责难并不是一种苛责。妻子和丈夫一样，承担着维护家庭的责任，她们需要以自己的“妒”来限制男人的见异思迁，进而维护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的门面。

“以妒防奸”是女性“妒”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其成功案例如卓文君《白头吟》的典故。《白头吟》的流传因为其中饱含着卓文君作为女性的感情和思考。卓文君的“妒”跳脱了“雌竞”的狭隘，超越了女性之间的争持，而是将自己放在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完成了信息的沟通和情感的表达。在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婚姻中，卓氏以她作为妻子的真情和作为女性的智慧，挽救了自己的婚姻，真正达到了“防奸”的目的，故而传为千古佳话。

四、“妒妇方”正是“辛酸泪”

从本质上说，“妒”的悲剧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姻制度和道德要求造成的。而“妒”又会对家庭造成既伤害又保护的双重作用。面对女子“妒”的问题，《红楼梦》的作者也给予了重视，并且给出了一剂“妒妇方”。

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早吃这么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宝玉道：“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红楼梦》第80回）

这剂药方是一个方外之人给出的。所谓方外之人，即是超越世俗，不受红尘牵绊的人。他所“治愈”的恰恰是人世间最琐碎也最无奈的生活问题。这种解决本身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进而解读《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若说起来，这剂“良方”确实是有作用的。它点破了传统婚姻的无奈和虚伪，只能规劝女子润肺开胃，平静内心。面对男权社会的强权，女性是无奈的，她们只能用这样的“润肺开胃”伪装表面的平和，掩饰内心的凄凉。而这种平静的最后，是女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压抑，也是对人生追求的丧失，最终变得槁木死灰，古井无澜。这剂药方又是最无用的，它不能改变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压抑，不能使男权的社会看到女性的光辉，一代又一代青春靓丽的闺门秀女在这样的“润肺开胃”中终其一生不得开怀，最终被磋磨为一座又一座的贞节牌坊！

正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正是因为当时的女性，无论怎样的出身和家世终究是走向婚姻的。而这样的婚姻制度，是女性身上既无形又沉重的枷锁。所谓的赌书泼茶，举案齐眉，终究是闺中女性的理想和想象。她们如珍珠一般的光华灿烂也只能在伤怀和无奈中散失光彩，变得现实，变得冷漠，变成了“鱼眼睛”。此亦《红楼梦》深刻的悲剧精神。

（林晗，北京市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助理馆员。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