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返乡笔记出版成书：乡村的流逝大概无可阻挡

年少的时候，也跟着大家一起对襄公、尾生极尽嘲笑，笑他们的愚蠢。但随着年岁渐长，阅世愈深，忽然在某一刻惊悟自己是多么浅薄。我们的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缺傻子。像襄公、尾生这样的愚人，恰恰是他们心中有秩序，有敬畏，有仁有信，如日月高悬，坚守在人类的天空上，照耀出当下是多么猥琐和混乱。

《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是我的第一本书。写作的过程，也是身心还乡的过程。借用别人的话来说，谁的家乡不在沦陷？所以这种还乡是苦痛的。眼看着要成为一本书的样子，我终于不肯再多写一个字，然后便是长长的一段空落和苦闷，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候，襄公和尾生，又回到了我心上。

我的内心当然是黑暗的。我写了乡村的故事，也写了我的忧愤，但我的文字却称不上“乡土挽歌”——满眼的破碎与凋零，又如何能歌？而且我也非常清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构造，乡村的流逝大概是无可阻挡。

写这样一本书又如何呢？

我稀里糊涂地进入家乡的内部摸索了一番，又稀里糊涂地记录着它，中途一度辍笔——因为我发现进入家乡越深，便越不知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时候，一个叫雷蒙·威廉斯的人救了我。他说：“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句话被认为是威廉斯给“文化”下的一个定义。我自然是笨拙的，在别人看来极为简单的一句话，却一直感觉甚为抽象。但当我站到乡村的大地之上，吸收着泥土的灵气，忽然明白：威廉斯大约并不是要给文化下一个众口流传的定义，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文化。所以你要问我写了什么，我会说我写的是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

梁漱溟说他那个时代乡村破败的原因在于文化失调。教化、礼俗和自力（理性），这些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历史绕了一个圈，仿佛又回到了梁漱溟的时代。“物”的败坏，尚可恢复，或者创造更新的，而“文化精神”一旦败落下去，要拯救回来，怕是难以计算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