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喜爱玫瑰/但我们更爱麦子/我们喜爱玫瑰的芳香/但麦穗比它更为纯洁/快用岿然不动的胸膛/守护麦穗免遭风暴的席卷……”
其实达维什一辈子都没下地，拔过一株粮食。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非常浓重，性格内向，忧郁而且体弱，虚胖，年轻时他的头发梳得齐齐整整，戴一副文质彬彬的眼镜，留着营养良好的双下巴，要是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他肯定是第一批就被送去接受劳动人民再教育的人。达维什的心脏先天脆弱，刚过中年就四处求医问药，犯过心肌梗死，动了几次手术。他是2008年在美国逝世的，之前的几年，他跑遍了欧美国家，用尽了一切可以找到的医疗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心脏。
流亡之后再次回国，是1995年《奥斯陆协议》后的事了，那时，和平进程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作为著名文人的达维什首先受到优待，话说他那时还是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呢。他住在拉马拉，而他的出生地加利利，1941年才将将被开垦为可耕地，如今已是草长莺飞，沃野成片。达维什曾有机会回到故乡看一眼，那里住着的都是“占领者”，可是被他们占领的土地已经一改往日的荒圮：大声主张土地所有权的人，看起来不如占领者更具备料理土地的能力。
虽说在法理上，所有权人可以随意处置其所有物，但巴勒斯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总要撞到这堵尴尬的墙上：以色列人励精图治，改善土地质量，远比巴勒斯坦原住民做得更有效率。在一部反映达维什生平的纪录片里，诗人回到了他的故乡——如今这里叫亚苏尔，是一个集体农庄。他跟一个村民说：我很伤心，你可以回这里，而我却被禁止回来，但是如果我们能做朋友，我们就做朋友吧，和平就会有可能。
很多开明人士想把达维什从来势汹汹的“民族（主义）诗人”的身份里解放出来，让他的诗——普世的文化财富——效力于民间和解。2000年，当时的以色列教育部长、著名和平人士约西·萨利德建议将达维什的两首诗收入中学文学阅读书目，国会里顿时炸翻了天。根据达维什的传记片，诗人得知此事后打电话给塔玛：“我的诗这么重要，为了它政府都快要倒了？”
政治家都是些花岗岩脑袋，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其实在以色列的学校里，很多孩子早已能自由接触到达维什的作品。他们被传授的历史只是“1/2的历史”，达维什的诗补上了另一半，让他们看到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记忆是怎样的：
“在这块土地上，有配得上生命的事物/在这块土地上，有大地的女主人/一切初始的母亲，一切终结的母亲/她，曾经被称为巴勒斯坦/她，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我的女主人，我配得上——/因为你是我的女主人/我配得上生命。”
为了拍摄达维什的纪录片，塔玛提供了她和诗人之间的很多资料，包括情书。塔玛菲常厌恶以色列人用“上帝选民”一说来佐证自己占领土地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她毕竟是犹太人，两个人的关系在1988年宣告破裂，那时，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大暴动余波未息，达维什写下了一首彻底的政治诗，其中一改往日的含蓄、充满隐喻的风格，直白地宣布“是时候了，你们该滚了”。此时的他犹如写作《西班牙在我心中》的聂鲁达，怒吼以至失态。
但据塔玛说，达维什事后承认这首诗写得不好。他始终没那么坚定地去做一个别人眼里的民族主义者。他犹豫不决，究竟是做个跨民族的、能被所有人欣赏的“纯粹诗人”好，还是给本民族的解放事业充当吹鼓手，就像当年为犹太人放歌的比亚利克那样？当局势的钟摆摆向了后者时，他失望地企图抗拒，但是没能抗住；他露出了身上无法卸除的民族烙印，它让他无法脚步轻盈，意兴遄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