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大仇深可以出诗人，但苦大仇深写出的诗难免束手束脚。在一片狭长的不毛之地上，三大一神教都要抢占历史的制高点，两个民族年年为地盘争斗，外界势力不停干预。关心中东的局外人常常觉得不可理喻，但两个民族又确实各有各的理由在那里住下去，且都憋了一口气要获胜，要以唯一的口径为这里的历史盖棺。
人们没有办法像达维什希望的那样，只把他当一个写诗的人看，他必须是象征，如果没有他，也得有另一个人出来担任巴勒斯坦民族诗人，履行替他们请命的职分。身份取决于别人怎么看你，不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达维什说，他只希望以色列人喜欢他的诗，不要拿他当敌人中的一员。可惜，他们也做不到。
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士兵诵着耶胡达·阿米亥的诗去前线，如今的巴勒斯坦人唱着达维什的诗来坚持自己的战斗。任何一次集会活动里，只要引用了达维什的诗句，这活动就有了诗人最讨厌的“象征”。所以有时候，他用说一些很性情的话语来将自己洗刷得纯粹一点。
“诗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混蛋，”2007年他说，“它能颠倒黑白。它有能力将非现实变化为现实，把现实变成虚幻。它能缔造一个世界，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大相径庭。我把诗看作精神药剂。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的，我能在诗中创造。它是一种浩大的幻觉，但也是一种积极的幻觉。除了诗，我找不到别的工具来为我自己，或者为我的民族做点什么了。”只是想“做点什么”吗？别人可不这么看。巴勒斯坦人认为他做了他们所需要的紧迫的事，且还在继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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