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内廷人云：两宫每于召见学部堂官时，必垂询推广女学办法，实注意设立贵胄女学之举。近因某督臣奏陈女学之弊，是以犹疑。日前荣尚书召见时，两宫与之讨论良久，谕以中国风气尚未大开，欲兴女学，必须先订完善章程，然后再行试办，逐渐推广。事宜缓而不宜急，以昭慎重。是以开办贵胄女学之说已从缓议。

在1906年学部成立之前，张之洞对新式教育相当积极，是倡导改造传统教育、肯定和推广新式教育的前驱与重镇，但在科举停废后，面对新、旧学乾坤颠倒的时事，他的办学方略的主导倾向也从倡行新学转而为旧学卫道。对于创兴女学堂之事，此前的《南方报》称其“素不注意”。不久之后，慈禧接见某位贤王，问及女学章程和官立女学时，“皇太后黯然不答，恐有不满意于女学”。

贵胄女学暂缓兴办，可能是慈禧因为张之洞等人的反对而出现了动摇，或是因为朝野舆论而做出的策略性让步。好在女学堂章程奏定已于时不远——3月2日，《大公报》登载女学章程“业经议妥，将于开印后入奏”。六天之后，《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颁布实施。而在同一天，《大公报》上刊载的消息，令关心贵胄女学堂的读者欣喜不已：

贵胄女学堂事，政府已会同学部妥议，约于春间即可开办。闻荣寿公主已面奉皇太后慈旨，充当贵胄女学堂总监督。

1904年的癸卯学制中，女学“流弊甚多，断不相宜”，而此时则认为“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欲求贤母，须有完全之女学”，贵胄女学堂的兴办自是名正言顺。

被慈禧指派为总监督的荣寿公主是恭亲王奕䜣长女，幼年颇得咸丰皇帝喜爱，与志端婚后五年即守寡，长侍于慈禧身边，“恭谨持正，终身得太后之宠，有时进谏，太后亦多采纳之”。有趣的是，类似于容菱、德菱姊妹，荣寿公主对英文亦有兴趣。但其任贵胄女学堂总监督一职并未成为定议。不久之后，《申报》刊载消息，透露此事引起了北洋亲贵袁世凯的注意，而他密保推荐的人选，则是京津女界中享有大名的吕碧城。袁氏认为吕“才优品卓，堪充贵胄女学堂总办之选”。

吕碧城荣膺贵胄女学堂监督之职的最大资本，不为才华出众，而是她主持北洋女子公学的经历。北洋女子公学成立于1904年初冬，吕碧城为创始人之一，并主持全校教务。1907年夏，日本国民新闻社社长德富苏峰参观天津公立女学堂时，曾对吕碧城大加赞扬。北京报界则称其为“近日女界中独一无二的名家”。而且北洋女子公学的学生大多为官宦闺秀，与筹议中的贵胄女学堂性质相似，吕氏自己就曾认为女子公学“有日本华族女学之概”，时人也将其比于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袁世凯对吕碧城的推重，自然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