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之间，作者总会穿插自己对待历史的看法。如在谈论“炎黄子孙”问题上，对周边民族的“华化”与文化的自我认同上，一言直指要害，“在华夏国家与民族产生的过程中，他们的形象被按照共同文化心理需要进行了塑造，华夏民族从形成之时其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三章《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中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种观念给古代的中国人一种弹性空间，不至于在外族侵入的时候有迷失感，相反，甚至有了一种同化它族或非夏文明的文化自信。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当偏弱的文明向中原靠近时，也多借口与华夏文明靠拢，比如越国等周边四夷，借用华夏的始祖、神话、传说，将自己归于中原文明的主流体系之下。由文物的叙述上升到“何为中国”的文化溯源，在书中并非孤例。如他所说，我们并不是要通过文物推翻历史，而是要打破传世文献的记载，多结合考古发现成果，重新思考很多历史问题。

借由对上古神秘面纱的揭开，带给我们深思的实际上是一场自我认知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