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横向空间上的重大事件，体现出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的独特品格。

在长时段“历史结构”的框架下，全书抓住不同时代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展开，体现出中华文明史的独特性。如秦汉时期的古代科学技术、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两宋时期理学的影响以及清末五四时期中华文明遭遇冲击后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新变等。冯天瑜教授不仅瞩目于汉民族文化，而且十分关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互动与融合，由此有力地揭示了中华文化融合博大的基因，以及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内蕴。

如，冯天瑜教授在论述春秋战国时代（第三章《多元私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时，就选取了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特征的6个标志性事件（分为6节）：东周天子式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开始进入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春秋战国时段，多元文化发展的灿烂景观。私学兴起，“士”阶层勃兴，战国年间呈现出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进发展的盛况，并产生了极高的思想成就。在诸子思想传播区域的基础上，各种地域文化在这一时期蔚然成风。而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以“重民轻神”“民贵君轻”为代表的民本主义开始流播，并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元典的出现则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这六个重大历史性“事件”，就构成了中国的轴心时代的基本内涵。

中华文明跨度五千年，内容包罗万象，通史性写作较于专门史研究，对学者的历史文化学养要求更高。要定位历史事件本身的价值，就需要作者独具卓越的“史观”“史识”和“史才”。冯天瑜教授将“元典的订定”作为轴心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这是对“中华元典”的重要功能和作用的价值定位。其中又与冯天瑜教授的另一本专著《中华元典精神》相关涉，可谓是冯天瑜教授关于“元典”研究的结果在本书的应用。中华元典所贯穿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融通精神，行健不息、生生不已的积极乐观主义，人道亲亲的人文传统，以及德业日新意识、社会改革意识、文化包容意识、守中和谐意识等，经过世代融汇创造和转化，形成了民族文化原创性和内生动力之源，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族群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