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优胜特色之处，就在于冯天瑜教授研究中国文化史长达半个世纪，对中国文化史的流变熟稔于心，因此在历史书写时，成竹在胸，删繁就简，提炼出各个时期文明成长和发展的标志性事件。随手拈来，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互为融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文化普及性著作误读为缺乏理论创新的读本。恰恰相反，全书到处透出理论创新的支撑。如本书对“文明”“文化”“中国”“中华”等关键概念的界定，对中华文明生成机制的四维结构性阐释等，是冯著《中华文化生成史》和《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等观点的精练和深化。

冯天瑜教授在补充的《中华文明五千年》“题记”中，专门对“文明”进行界定：“文明是人类脱离蒙昧、野蛮状态的社会行为及其结果的集合。”在“文字发明和使用，金属工具发明和使用，国家出现”这一通行标准外，又依据中华文明作为典型农耕文明的特征，引《易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把农业的产生视作文明开端，显然是基于中华农耕文化总体性特征的创新之观点。

对于基础性和关键性概念的厘定，是众多文化大家关注的核心命题。如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从梁启超到钱穆再到冯天瑜，都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讨论和界定。梁启超（1873-1929）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梁漱溟（1893-1988）指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贺麟（1902—1992）认为，“文化就是经过人类精神陶铸过的自然。”他们都持一种大文化观，把“文明”界定为人类理性作用于自然界的产物，把“文化”视为人类的生活方式。钱穆（1895-1990）《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对“文化”和“文明”进行了区分：“（文明与文化）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冯天瑜教授在本书《导言》中提出“文明界说”，认为文明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包括外在文明产品的创制和内在主体心智的塑造，因此，文明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部类。技术体系表现为文明的器用层面，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整个文明大厦的物质基石。价值体系表现为文明的观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明的精神内核。这一核心概念的科学表述，是冯天瑜教授对“文明”这一被前人已皓首穷经研究多年“元概念”的承继、发展与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