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书里面一些闪闪发光的人物：从一开始帮助斯诺进入根据地的王牧师，到陪同他一起的红小鬼胡金奎，再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红军主要领导人等等，无论着墨轻重，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非常鲜活饱满。”王蔚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战争的背景下，能细致地关注到人的个性、经历、命运，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够不断地引起共鸣，感动我们现在读者的一个原因。”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斯诺仍然想着还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没有写完。在中国医疗小组出发前，我国政府已为斯诺在北京日坛医院准备了病房，并租好了法航班机，计划把他接到中国治疗。

可是，斯诺一方面对毛泽东、周恩来的美好心意极为感谢，同时他又说：“我现在去中国干什么呢？我现在又不能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什么事，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我是记者、作家，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如果我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或款待，无论我报道得多么客观、多么公正，人家都会给我打问号，我就会失去读者。一个作家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生命！我和埃德加·斯诺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海伦·斯诺曾经对安危说。

“跨越了85年的一段佳话”

《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与流传本身，也留下了诸多传奇故事。

“在国外，它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流传到全世界，被摆在罗斯福等外国领导人的书桌，甚至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它的第一个中文版诞生在1938年的上海租界，尽管出版后立即被国民党封禁，却仍以各种方式迅速传播到中国的大江南北。那是战乱年代，当年具体的发行数字不好估算，但各界爱国人士都看到了它非凡的价值，想尽办法冲破封锁对它进行传播，比如改书名、节选等等，无数爱国青年受其感召，怀揣它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脚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