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固然狠毒而懦弱，但追究这种性格的来源与复杂性，有助于理解权力结构对于人性的异化改造。正如书中岳云所感受到的变化——“我想他开始害怕这个没有官家气象的官家，这种人往往会不择手段地证明自己，不夸张地说，证明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为了国家？官家不只是这个脸上全无笑意五官下垂的人，他是这个人身后看不见摸不着却轰然运转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人正疯狂生长，为了与那巨兽融为一体。”

对于秦桧，作者把笔墨放在他坎坷的经历——年轻时与婢女私生的儿子，无奈之下被送往福建；金兵入侵，又在北境苦苦求生，通过契机获得赏识；最后渡江南逃，一步步获取高宗信任，通过权力斗争，最终身居高位。与南宋历史上诸多“权相”不同，秦桧的形象被定义为生平波折、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伴君如伴虎”的谨小慎微。他的价值观在于“官家明白自己想要什么，那我就得为他做成什么。”

再进一步探究，不难发现一种“模棱两可”的相似性——父子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世事的苍凉与无奈。岳云无法理解父亲的命运，他在岳飞的训导下（这里谈不上教育，因为岳飞将岳云视作部将），创造辉煌的战功，却丝毫不以为意；他受到高宗的召见，也只是觉得陌生与隔阂。众所周知的“莫须有”，也是以岳云与其父部将张宪，往来叛国书信，作为栽赃的祸端。而高宗在“迎回二圣”和“偏安江南”之间，深深记得身为康王时的不受待见，那种作为人质和流浪的“创伤”，也逼迫他异化为独掌权柄的“魔鬼”。在此意义上，秦桧也只是在宋金大势下，无法决定自身命运的个体，把庶子送往福建，而后又要将妻族之子，认养过来延续香火。

读者当然在为岳飞的悲剧而忧伤愤慨，但我们也在这部书中，看到某种更大的抱负与观照，即在无常的命运面前，人终究是无奈的个体，如岳云所说“托身洪流，与之沉浮”，岳飞、岳云如是，害死他的高宗、秦桧亦如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千百年后，依然会有无数因岳飞故事而胸臆勃发的“无奈”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