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

——鲁迅《而已集》，《再说香港》

英国占领香港，本来就是为了贸易，并无意于鼓励香港发展自己的文化，更在乎的，是如何在这里传播英国的文化与价值。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中，中文纯文学的出路难寻。当时创办《铁马》的文学青年们曾有过天真的想法，认为印出了第一期，依靠销售所得，便可以再出版第二期，以此来维持杂志。然而，《铁马》并没有销路，它死在了创刊号上。

《铁马》的停刊，经济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也正如侣伦所说：“主要原因是缺少了容许它们生存的社会环境。”

进入30年代，香港文学青年的活动并没有停止。1931年至1937年之间，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诗歌》《新命》等刊物问世。

尽管，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还是在学习郁达夫的风格，摹仿沈从文的小说手法，体会徐志摩的诗歌表达，但他们大部分是借他山之石，表达自己对于殖民地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由此慢慢蹚出一条道路。

《铁马》，一九二九年九月由“岛上社”创办

1930s-1940s

萧红、张爱玲、戴望舒

文学与战火

1937年后，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许多内地作家的南来香港，以此为据点从事文化工作，这让香港一时间成为了一个小的“文化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许地山、戴望舒、萧红都曾在香港进行创作。

1938年，戴望舒主持《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将这个平台发展成香港新文学的文化星空，也成了中国抗战时期的一座文学灯塔，茅盾、沈从文、郁达夫、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萧军、萧红、徐迟等人，都在这里发表作品，如戴望舒自己所说︰“文友们从四面八方寄了稿子来。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们，也不断地给供稿件，我们竟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

1941年12月8日，在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快速攻入香港，这一天香港大学正好举行期末考试，女学生盛九莉和她的同班同学准备考试时听说战争爆发了，一时间感到意外的解放。

同时，有一对乱世男女范柳原和白流苏谈着恋爱，就在胶着不清的阶段，日本人的炮弹打过来了，他们突然知道乱世之下倾城之恋的必要性。

这当然是张爱玲的小说里的情节。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学籍记录

张爱玲1939年到香港大学念书，1941年的经验成了她创作里挥之不去的历史印记。而当历史事件与张爱玲笔下的爱情相碰撞，故事的意义便显现出来——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子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

流苏孤身留在巴丙顿道，哪里知道什么。等到阿栗从左邻右舍探到了消息，仓皇唤醒了她，外面已经进入酣战阶段。巴丙顿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学试验馆，屋顶上架着高射炮，流弹不停的飞过来，尖溜溜一声长叫：“吱呦呃呃呃呃……”然后“砰”，落下地去。那一声声的“吱呦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

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尖端。

……

流苏也想到了柳原，不知道他的船有没有驶出港口，有没有被击沉。可是她想起他便觉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现在的这一段，与她的过去毫不相干，像无线电的歌，唱了一半，忽然受了恶劣的天气影响，噼噼啪啪炸了起来，炸完了，歌是仍旧要唱下去的，就只怕炸完了，歌已经唱完了，那就没得听了。

——张爱玲《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电影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