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关注香港的社会与文化,我们绕不开香港的文学。
1921年《双声》杂志创刊,人们开始以香港作为小说的背景,用半白话文写作小说。直到今年,中国香港的现代文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年。
在以输出流行音乐和电影为主要文化产品的香港,文学似乎并不被特别关注。然而,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份独特的存在,香港文学自有它的风范与魅力。
对祖国而言,香港文学是一份“惊喜”。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曾经这样说过:“位在南方之南,这块土地曾是殖民势力所在,政治的摆荡,文化的杂糅,难以形成稳定的文学生产场域”,而与此同时,“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快速消费转换”更是为香港文学形成自身的风格、特点设置了重重障碍。
然而,回顾过去百年,几代的写作者们,“竟凭着他们的心血,打造出一则又一则文字的传奇。”
对与那些居住在香港、创造了香港文学的作家们而言,书写香港文学的意义在于:持续不断为这座城市提供寓言、观察与解读,并记录下这里的人与人、人与物,书写港人们细微的生命情境与心灵空间。
是香港文学首先把香港这座城市“文学化”——
没有刘以鬯的小说,就不会有王家卫电影中那情意缠绵、光怪陆离的香港街头;
没有金庸和梁羽生的创作,就也不会有东方武侠的人和江湖;
没有张爱玲和黄碧云的妙笔,也就不会有“港式”爱情的隐微辗转、动人心弦……
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香港文学这百年间,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1920s
鲁迅访港、《铁马》
最早的香港文学
1921年,文学杂志《双声》创刊,该刊的主编——黄昆仑和黄天石,两人都是新思潮的青年作者。他们使用被称为“放脚式”的半白话文来写作香港故事,表达反封建、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主张,构成了香港早期新文学的一线熹微。
及至六年后,北伐战争阶段性胜利,旧势力、旧军阀被打倒,内地的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各种流派作品,也渐次输入香港。
1927年2月,鲁迅应邀从广州到香港,作两次演讲,题目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
鲁迅在演讲中说到:旧文化让大家用难懂的古文,讲陈旧的老话,大多数人听不懂,这等于无声。他主张现代人应该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香港当局和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恐慌,他们先是“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但是,香港青年对于鲁迅的演讲依然反应热烈。
殖民地时期的香港
之后陆续出现的许多新文学团体和刊物,就是证明。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29年创刊的纯文学刊物《铁马》,它标致着香港的新文学正式登台露面。
《铁马》中写到:
“我们把我们的机关枪与大炮去对付古董们的拳头,打得他落花流水,他们是朝代的落伍者,是人间的恶魔,是文学上的妖孽,留得他们,我们永远不能翻身。年轻的文友啊,这是一个已经过去的工作,在香港却是一件崭新的工作,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干,新的文艺战士呵,这是香港文化第一声吶喊!”
在《铁马》杂志中,18岁的侣伦,发表小说《炉边》。这篇小说,写下了香港文学青年的穷愁——
普亚街是香港一条破落的街道,没有绅士贵妇的足迹,也没有广场的音乐,也不见市政测量官和工程师来过。在冬天的晚上,住在这里的人,在心理上感到一切都是寒冷的,“寒冷统治了一起,因为街的窄小,风便吹得特别响起来,关不紧的门边和凑不紧的六钮,微微地震起声响,如像这庞大的房子,也抵不住寒风,牙齿在咯咯地打着战”。
在这穷困的街上,住着两位香港青年写作者,T和K,在寒冷中写作。他们平时给报馆撰文,依靠月底结清的稿费维持生活。这种靠笔墨为生的日子是很难过的,香港有不少报馆,但多数发表地盘却被少数人占去了,而那些无法巴结主编的穷人,便沦落到危险的地步,有时连面包都吃不上。T“在这里住下已经半个年头了,他没有一天不在痛苦里挣扎。起先,他是住在比较好些的地方的,后来一二间比较可靠的报馆意外停办,才应朋友K的提议搬到这肮脏的普亚街,恰恰和K隔壁的房子来”。
香港第一代新文学作家侣伦
因为稿费一再拖延,T的房租已经付不上了,妻子受尽房东屈辱,米也见底了,火酒、洋烛、墨水甚至稿纸,都已经没了,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他只能熬夜写作,并指望第二天能够领到本月月结。第二天他们去要稿费,报馆仍然是让他“过几天”。小说最后一个部分,转过来写本都三家报馆的文艺编辑A,作者辛辛苦苦熬夜写出来的稿子,在他那里根本不算回事。去年的稿子,他拖延到现在才在火炉旁边拿出来看。太太过来要亲热,他随手把稿子扔到一边,落入火炉里,“火炉亮了一亮,他们感到一阵热意,四只臂搂得更紧”。
——赵稀方《香港文学的“第一声吶喊”》
小说的格调很阴郁,不是对香港煮字疗饥的生活深有体验,是无法写出这样的文字的。贫穷的写作者把矛盾对准了报刊的编辑,然而事实上,彼时香港的新文化不发达的根源,还是在于它的社会性质。
鲁迅访港之后,回到内地,写到殖民地香港晦暗的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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