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物品之一是一台老式缝纫机。对很多香港家庭来讲，老式缝纫机很值得怀念，因为香港在经济正要起飞的时候，很多妇女就是在家开着这么一台老式缝纫机帮忙做衣料加工的工作，赚点外快，贴补家用。

这本书对老式缝纫机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描写，文中说老式缝纫机是比所有重型机器还要暴力的机器。它把布娃娃一针一针地戳过去，刺穿了它们，才能把它们连起来——

栩栩，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你的形象萌起于我和如真相识之前更早的年代。在我童年帮忙家工的日子里，已经诞生了这样的念头。不，不只是念头，是一个具体的你的雏形。

那是有一段时期妈妈接回来的布娃娃制作工件。起先只是缝制小巧如成人手掌的女装衫裙，包括不同款式的迷你裙、学生裙、网球裙、牛仔裙和性感的吊带晚装长裙，还有臀部缀上花边的一件头泳衣和令人费解的比基尼。

我坐在火车头般不停前进的衣车旁，逐件给这些小衣服剪着线头的时候，对这些贴身衣物的暗示仿佛有所感知。小小年纪的我并不是联想到那些街头年轻女孩流行的衣饰。

它们只是令我想起一个人的衣柜。那衣柜里挂满了那种色彩、线条和图案的衣服。有时它们又挂到一个身体上，有时又除下来。

到后来我们就不只缝小衫裙，妈妈弄回来两袋浅粉红色的东西，其中一袋塞满小软枕状的扁扁的娃娃脸。头脸上的毛冷团金发、小珠子状眼睛、在两侧凸出的耳朵、软纽形鼻子和红线密绣的弯弯嘴巴，也已经由另外的工人弄妥。另一个袋里分别盛着不同大小形状的布块，缝合起来就是手脚和躯干。

工序其实不算困难，只要把那些肢体布块相叠缝合，反面在外，正面在内，连接成扁平人形，在下体的地方留下开口，从开口处把原本该是正面的料子抽出，像翻转手套的样子，然后又从开口处用竹筷塞进棉花，直至充填成了一具立体的粉红色肢身。接着就是把头部缝上，然后缝合下身的洞洞，最后给它穿上预先做好了的衫裙，就大功告成。

车工当然全部由妈妈独力完成，我负责的是把棉花从下体塞进，和最后的穿衣步骤。

有时棉花在关节位堵塞，我就拿筷子往那洞洞里使劲地戳，也不觉得动作粗暴。我倒是害怕看见衣车车针扎进那些软软的人形料子的情景，仿佛浑身的经脉也同时胀痛起来。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注视那过程，特别是那最后的工序。那是要用人手缝合的。针尖穿进破口的一边，针眼牵着细线扯进去，挑起另一边的皮肉，刺穿，扯出来，又回到另一边去，像小时候学穿鞋带的样子，直至整个下身紧紧的闭合。几年之后，我在小姨何亚玉的肚皮上目睹这样的程序所留下来的痕迹。

——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董启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

这本小说里面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物件，这些物件都被写成一种隐喻和象征，代表着整个历史的变迁。

而之所以用了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做名，董启章想强调的是所有小说里的人物其实也是一种“物”。《天工开物》正好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从大自然造物到人造物之间是没有距离。

梁文道对《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推荐倍至：“是一本小说家的小说。它几乎想穷尽所有你想象得到的小说技巧。”

2000s—2020s

马家辉《龙头凤尾》

做自己开心的事就好

马家辉出生在1963年，父亲是报社总编，他从小沐浴文化氛围，却并没有典型的文人性格，反而是有几分江湖气。

马家辉的成长岁月，正赶上香港飞速发展的70年代。他所在湾仔，也是那时香港最混乱、最具市井气息，也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有时候，他坐在大排档吃早餐，身后就是打打杀杀的黑社会。

20岁的时候，马家辉本来已经考上了香港的大学，却因为迷上李敖，去台湾一边读书，一边做李敖研究。

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出版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一举成为了台湾的畅销书。连李敖自己也对他说：“家辉，以前胡适说我比胡适更了解胡适。我今天说，你比李敖更了解李敖。”

三十岁，马家辉拿到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没有耐心做学问，回到香港到明报做了副社长，转了一大圈，后来才到大学教书。

作家马家辉

马家辉给报纸写专栏，到电视台去做节目、当嘉宾，似乎什么武艺都能拿起来。但到快50岁的时候，他却忽然坐下来，要写长篇小说，不是一部，而是“香港三部曲”。

“写长篇小说，对于一个爱文学、爱写作的人，是一个永恒的挑战。”马家辉说：“可能我比较悲观，觉得一过五十岁，看到的跟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了。五十岁以前，眼睛看着前面，还觉得我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一过了五十，眼睛是往后看的，好像觉得前面的时间不多了。”

“三部曲”第一部叫《龙头凤尾》，于2016年出版，写日占时期的香港；第二部叫《鸳鸯六七四》，写1950、1960年代的香港，于2020年出版；第三部，马家辉要写的，则是1970、1980年代的香港，一直写到香港回归。

《龙头凤尾》写的是一个从广州逃亡到香港的黑社会老大陆南才，和英国警察张迪臣之间的暧昧故事。

陆北才为了避乱从家乡广东茂名河石镇南逃至香港，名字由北变南，落脚湾仔当人力车夫，穿梭湾仔至中上环一带的酒吧、警署、赌场、妓寨。

在这小混混发迹史背后，有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政权、日军侵华、香港沦陷的大背景；小说还涉及到陈济棠、杜月笙、汪精卫等历史人物。

在如此乱世，在驳杂的底层社会，马家辉却要写华人与洋人的同性爱，用性别加剧种族、权力在故事中的矛盾和角力。

马家辉曾谈到“在我成长的六十年代，洋人确系威，高头大马又多胸毛，细个见到好惊；写字楼厕所，白人华人分开的，那是社会现实。”

这种华洋之分，也让这份爱情显得更为可贵和惊世骇俗。

故事的主角陆南才因为日思夜念张迪臣，所以在手臂上刻下“神”字，把臣当神，然而最后却并没有等来一个完美的结果——

忙乱时，陆南才偶尔念及张迪臣。他在做什么呢？想必是同样地忙。陆南才每当念他，便抚摸一下右手臂的“神”字，我的臣，我的神，见字如见人。一旦开战，他会上战场？熬得过吗？陆南才挂心，却不绝望，他相信以张迪臣的机智，时局再乱，即使被困在最差的境地，仍有办法替自己挖出一条隧道，好歹能逃出去。

……

“路上忽然改去文身店，伸出右臂，指着那个“神”字，问道：“洪师傅，有没有办法把它去掉？”

洪师傅摇头道：“南爷，抱歉，没有。”

“没有也得有！我不想再看见这个字！”陆南才瞪目怒道。

洪师傅没料陆南才突然发火，吓得后退半步，颤抖着声音说：“或许可以……南爷，如果你想留住它，却又不希望只见到它，其实可以在前前后后加些字，譬如说，前面加个‘大’，变成‘大神’；或后面加个‘明’，变成‘神明’。这都是变通的办法。”

陆南才皱眉，犹豫着，一时拿不定主意，洪师傅提醒他慢慢考虑，不急，然后转身欲到厨房烧水泡茶。陆南才把洪师傅喊住，道：“加字吧，多加几个字。”——当陆南才离开洪师傅的唐三楼时，右臂上的“神”变成七个字：举头三尺有神明。

陆南才的神仍然在他的皮肤上。

——马家辉《龙头凤尾》

有媒体问马家辉，“香港三部曲”，可是你留给香港最后的情书﹖

原本俐落的马家辉不置可否，“我做自己开心的事就好。”

未来之光

香港回归之后，“后九七”一代的青年作家们延续着前辈们的城市书写，继续在创造着属于他们的城与传奇。

如可洛和韩丽珠，二人至今各自出版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等已达十部或以上；其他作家如陈志华、谢晓虹、李维怡、张婉雯等，也在不断出版着自己的作品。

历经数十年的城市发展，资本把香港塑造成拥有全球最多摩天大厦（一千三百零九栋）、商场密度世界最高的城市。城市空间不断侵吞自然空间，成为“后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书写城市经验时挥之不去的阴霾。

如可洛的《鲸鱼之城》和陈志华的“O城”，名曰续写西西《我城》，但却是一个个全新的时代版本。他们和前辈作家一样，为香港赋予着新的“花名”与“外号”，也在为这座城市寻找着新的言说之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