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常被解释为先知、圣人的门徒或者先知、圣人思想的追随者。剔除其宗教的含义,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崇高理想和精神的指引下,对“神圣之物”全身心敬仰、护卫的践行者。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各族人民千百年间创造、营建的艺术宝库,是最有象征意义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凝聚而成的文化圣殿。这座圣殿,需要“圣徒”守护,也是培育众多“圣徒”的殿堂。常书鸿说:“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樊锦诗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段文杰说:“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在《敦煌人生》扉页之前的插页上,印着段先生于1998年亲笔书写的一句话:“莫高窟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宏扬它。”这些,就是“敦煌圣徒”言简意赅的心愿,亦可称之为“圣心”。
读着《敦煌人生》,我对“圣心”有了如下一些感悟。“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即包含着思想、理想、探索、修养和境界。首先,它的“初心”既是初始之心、赤子之心、意愿之心,也应该是长久之心。段先生从对敦煌艺术心驰神往,到在莫高窟立定脚跟,气定神闲,面壁摹绘,这在该书第一、二章中即有具体的叙写。其次,段先生的爱祖国、爱艺术、护宝库的爱心赏心痴心与良心(善良之心),是培育“圣心”所必需的,也始终贯穿了他60年的敦煌生涯。诚如屈原在《离骚》中所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以形写神”临精品
《敦煌人生》还有一个亮眼之处,是契合文字叙述,编入了50多幅段文杰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壁画临摹,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建初始阶段,就是作为美术组负责人的段先生承担的主要任务,也是20世纪50年代初他受命担任研究所代理所长期间的重要工作,是他对保护、传承、弘扬敦煌艺术的重要贡献。尽管其他出版物也印行过段先生大量的临摹作品,但鉴于该书第二章详细叙写壁画临摹的内容占了全书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其中所附大多数的临摹画绘于1946—1955年间,叙述创作背景生动翔实,文图相映生辉,不仅成为敦煌研究院院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也是敦煌艺术研究史上极为珍贵的资料。
日前,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刘开渠与留法雕塑家作品展”,展出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熊秉明等20世纪上半叶留法雕塑家的作品140余件,讲述中国现代雕塑与法国艺术的源流脉络。
“殷墟博物馆深入解读商文明,厘清商文明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总量14万余件,特色藏品有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彩陶、票证、农业宣传画、高密年画、土壤标本、农业蜡果等,其中一级文物213件。馆内设有基本陈列“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土壤标本”“彩韵陶魂——田士利捐赠彩陶展”,还有农业科普馆、二十四节气传统农事园等,生动展示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农业文明。
“吴兴”为湖州古称,自三国始立一直都是江表大郡,两宋时期,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留下了众多名园佳构,形成了以山水泽地园居为主的别业集群。
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曾有短剧导演接受采访时说:“竖屏短剧世界里,主打的就是一个‘白日做梦’,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如今,这份情绪价值的投喂对象直指年轻人。
平遥坚持保护为先,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古城特色,把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旅拍热兴起后,平遥县职能部门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指导、培训,同时加强对旅拍行业的监管,确保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促进旅拍行业健康发展。
不久前,有朋友和我聊到金庸,谈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说到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同于传统小说,里面的女性均有血有肉,不是纸片人。朋友还举了“梅超风”和“叶二娘”两位为例子,说她们均有悲惨的过去,导致她们成为小说里的“恶人”,人物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这属于金庸小说的现代笔法。
3000多年前的陶三通、铸有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要道,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大西北,既有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辉煌,也因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