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善于捕捉古籍版本的特殊性，发现不同印本之间的不同线索。古书上的一些现象，一般人不注意，经过他的阐释，就构成了证据。杨先生不仅是藏书者，更是读书者和研究者，因此他特别注意版本的先印与后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就很重视古籍的先印后印，但对于内容的挖改修补注意不够。杨先生之所以重视先印后印，是因为不同印本之间文字会有差异，而文字的变化会影响对古籍内容的阅读与理解。杨先生对古籍版本和内容的学术研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清代以来，这样的学者还有阮元、张元济、张宗祥、谢国桢、黄永年等人。

中国历来有收藏专门古籍的传统，如李开先对词曲类古籍的收藏，谢国桢对晚明史籍的收藏。杨先生则收藏了大量的词学古籍，这在本书所举的例子中有集中体现。杨先生不在大图书馆工作，在经眼大量古籍这个问题上，也许不占太多优势。但是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他所达到的高水平，在当代是屈指可数的。杨先生在继承中国版本学的优秀传统方面做到了忠实而深入，又通过缜密的思考和对规律的总结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化传承发展有重要启发。可以说《古籍版本十讲》是代表当代前沿水平的版本学专书之一。

版本学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典范

杨成凯先生能将版本学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因此本书有如下特色：

重视版本的先印后印。本书第十讲专门讲古籍的先印后印，除此之外，其他章节中涉及这个问题的实例也比比皆是。如杨先生指出雅雨堂本《唐摭言》有初印本和修版重印本之分，蒋光煦使用朱彝尊藏本校初印本《唐摭言》，而叶德辉指出蒋校有误，实际叶氏所用乃后印本，二人不察，遂致南辕北辙（第429页）。正是因为关注先印后印的问题，杨先生也纠正了学界一些流传已久的谬误。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引郑德懋《汲古阁刻板存亡考·四唐人集》下云：“相传毛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罗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独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此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后世学者争相引用。可是据杨先生考证，此事纯系讹传，《四唐人集》的书版与《诗词杂俎》后来同归吴门寒松堂，今有寒松堂印本为证（第208、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