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中国考古走出去】
今年7月，一部凝聚十年心血的考古报告《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始于2006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在越南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可谓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的田野考古，具有中国考古走出去的破冰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一批关注东南亚考古的中国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越南北部青铜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与四川地区同时期或稍早时期的考古文化面貌存在着某些相似性或一致性，越南北部的永福省和富寿省还陆续出土了几件形式与三星堆文化同类器极其相似的玉器(牙璋)。有关古蜀国与位于现越南北部的古文郎国的交流和来往，在中越两国的史籍中均有或多或少的记载和暗喻。因此，了解四川盆地与越南北部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三星堆文化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对中国考古工作者极具吸引力。
作为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的发起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本次发掘是中越两国之间的首次联合考古发掘。它对于研究越南北部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以及其与中国华南、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和交流、了解三星堆文化的辐射范围、去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此次考古证实，在张骞凿空西域、开通北方丝绸之路以前，南方丝绸之路一直是通往东南亚、西亚的唯一通道，该通道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也就是越南的冯原文化时期。
赴越考古 跨国合作
1992年，高大伦参加一次在香港举行的东亚古玉研讨会时，越南学者表示可和中国学者共同研究并且欢迎中国考古机构到越南调查发掘，高大伦怦然心动。2004年，高大伦参加了中越边境学术考察，第一次在越南博物馆见到与三星堆文物相似的玉牙璋实物，当即与越方商讨合作考古的可能。为壮大野外考古实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一同参与。
2006年，由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成的考古队前往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中方考古队到越南后，越方积极配合，在圈定大范围后，考古队可自己选点。经过前期的选点和勘探，最后考古队选定在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作为发掘地点，先后共布了4个探方。
在越南发掘期间，中国考古队的工作得到了越南国家博物馆的首肯。时任考古队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回忆，洛阳铲在越南考古工地发挥了很大作用，令越南同行大感兴趣，这也是首次在越使用洛阳铲进行考古勘探工作。我们的考古从调查、发掘，到修复、整理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也在越南的考古工地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展示。
高大伦说，在越南前后工作近三个月，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亲手发掘出了与三星堆同时期的，与三星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一批遗物遗迹，收获远超预期。至此，川陕两家考古院在越南的考古发掘为中国考古走出国门开了个好头。此次考古犹如蝴蝶扇动的翅膀，其后，国内机构陆续开启去俄罗斯、肯尼亚、老挝等地的考古工作，中国考古逐步走向世界。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要出去，文化也要出去，甚至在有些地方，文化还应该先行。与别的国家打交道，首先要了解别人的文化，考古是途径之一。”高大伦建议，考古走出去国家应该通盘考虑，上升到国家战略和国家行为方面来，这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担当。他希望高校培养更多的对外考古人才。
为重构南方丝绸之路提供新线索
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考古涉及的冯原文化在越南可谓知名度极高，大致为铜石并用时代至铁器时代。
冯原文化因1959年冯原遗址的发掘而命名，迄今为止，已调查发现100余处冯原文化时期的遗址，其中70余处经过正式发掘。中国学者对越南文化的研究较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与越南的关系等。
当年中国考古队对义立遗址中的义立寺南部的区域进行发掘，发现各类遗迹78处，其中冯原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77处，并出土大量的石器、玉器、角器及陶器残片。
川陕联合考古队的研究表明，义立遗址遗存的年代在冯原文化的中期偏早阶段，其绝对年代当在距今3500至3700年之间。澜沧江流域、广西的部分遗址与义立遗址有接近的地方。
川陕联合考古队认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对周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越南冯原文化亦受到其深刻影响。冯原文化发现的玉戈、玉璋、T字形玉环、玉璧等与长江上游地区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时期的同类器物，无论是器形、制造工艺、纹饰等均极为相似。
此次考古也论证了从四川至越南的文化通道，较为快捷的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平原经五尺道至大理。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道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缅甸八莫，跨入外域。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东线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的红河道，和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牁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
报告认为，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一些，就会发现在从四川成都至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越南，沿线的遗址中有很多的相似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中尤以刻画纹陶器最有代表性。从四川的凉山州安宁河流域，到云南的新光，再到云南的保山市，最后到广西的感驮岩和越南的冯原文化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在中国的商周时期，从长江上游至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增进了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
此次考古发掘为重构“南方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线索。高大伦说，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将能够清晰呈现从三星堆到越南的宏大历史背景，为新时期“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宝贵依据。
(本报记者 李晓东 危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