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于役志》、陆游《入蜀记》、范成大《骖鸾录》等宋代官员旅行日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记录了当时官员生活、交通、社情、环境等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第一手资料。
黄纯艳
《于役志》是欧阳修记录其景祐三年(1036年)自开封赴夷陵令之任时的行程，是宋代除外交使节行程录外的第一篇官员旅行日记，开创了一个新的文体(日记体)，其后官僚纷纷效仿，今天仍留有多篇宋人旅行日记。这些旅行日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记录了当时官员生活、交通、社情、环境等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第一手资料。
宋代官员调换任所时的旅行日记始于欧阳修作《于役志》
宋代文人官僚常见的长途公务旅行主要有三类：一是调换任所，如赴任、离职；二是职务行为的公差，如出巡、押纲等； 三是临时差遣，如出使境外等。现在文献中留存下多种宋代文人官僚调换任所和出使境外的旅行日记。出使官员必须撰写行程录( 又称语录)，作为工作报告递交枢密院。外交出使是特种公务旅行，有路线和日程规定，特别是贺正旦、贺圣辰等常使，有具体时限，入出使国后又有对方伴使陪同，使臣身负外交使命和搜集境外情报的责任，现存的使臣行程录除楼钥《北行日录》外，几乎都是记载出境后的见闻，略记甚至不记本国境内的活动和见闻。公差和出使可使用驿站设施，且多为团队行动。外交使团使副三节人等往往达数十人。另如郑刚中绍兴九年(1139年) 作为从官，随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往陕西公差，宣谕德意，一众官员有15人。官员赴任或离职的旅行与上述两种公务旅行有所不同。赴任或离职的官员行程相对宽松，且多拖家携口，他们的旅行反映的信息具有自身特点。
宋代官员调换任所时的旅行日记始于欧阳修作《于役志》。《于役志》全稿不分卷，记录景祐三年(1036年) 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的赴任行程。作为宋代第一篇官员赴任旅行日记，加之欧阳修一代文宗的地位，《于役志》被后来的官员纷纷效仿，涌现了一批日记体游记。陆游显然阅读过《于役志》，其《入蜀记》所记自两浙经长江入蜀行程，运河与长江交汇点以西至夷陵的行程与欧阳修赴夷陵任相同。《入蜀记》谈到长江有地名“大信口，欧阳文忠公《于役志》谓之带星口，未详孰是”。《入蜀记》按日叙事，记载交游会友，以及对名胜古迹和社情风俗的观感，显然仿行了《于役志》。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就是按日记事，不记公务，只记观览。郑刚中称“其本末次序属吏不敢私录，至于所过道里则集而记之。虽搜览不能周尽，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验遗踪而知往古。与夫兵火凋落之后人事兴衰，物情向背，时有可得而窥者”，“自吴逾淮，道京入洛，至关陕，其所经历得于闻见者靡不具载”，体例完全与《于役志》相同。外交使节行程录写作目的主要是记录境外信息和稽查使节言行，因而主要记录出境后的见闻和言行，但也有楼钥《北行日录》按日记录了宋朝境内的行程及见闻。王十朋《西征》诗中有“岁云莫矣却归来，捉笔书为《于役志》”之句，说明《于役志》已成为旅行日记的代名词，具有广泛影响。
公务旅行也成为官员们积累阅历、验证知识、增长识见的重要途径
官员赴任或离职的旅行与公差和出使比较，不同在于行程时限相对宽松，官员们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会友、游览。这也成为他们积累阅历，增长识见的重要机会。
一是交游，会见亲友故旧及沿途官员，结识新知。
欧阳修说夷陵之行： “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与亲朋旧友的交游使漫长的旅途成为愉快的经历。《于役志》不长的篇幅中记载最多的就是与亲朋旧友的交游宴乐，以至于王慎中曰：“此公酒肉账簿也，亦见史笔。”
欧阳修虽为贬官，但文章名闻天下，地方官乐而与之交往。如在南京，留守推官石介、应天推官谢郛、右军巡判官赵衮、曹州观察推官蒋安石“来小饮于河亭，余疾不饮，客皆醉以归”。在楚州，知州陈亚在魏公亭与欧阳修置酒赏荷。在扬州，在此任官的王君玉、许元、唐诏、苏仪甫等轮流宴请欧阳修。此外，欧阳修与沣阳县令赵师道、丹棱知县范佑、蕲春主簿郭公美、黄州知州夏屯田等都有交游。欧阳修与有些人是初识，如在泗州始见春卿，在洪泽始识李惇裕，在鄂州始与令狐修已相识。在鄂州他还与哥哥相见。
张舜民、周必大、范成大、陆游等人在赴任或离职的旅途中未有不会见官员、访问亲朋的。此不一一枚举。
二是游览，官员一般都沿途参观名胜古迹，观察社情民情。
观景访胜也是欧阳修旅途中的重要活动。《于役志》记载详于与友人的交游，对游览活动也有着笔，如五月乙巳“午次陈留，登庾庙”。六月庚戌“晩次灵壁，独游损之园”。六月乙丑“与隐甫及高继隆、焦宗庆小饮水陆院东亭，看雨，始见荷花”。六月甲戌“知州陈亚小饮魏公亭，看荷花”。七月甲申“与君玉饮寿宁寺。寺本徐知诰故第，李氏建国以为孝先寺，太平兴国改今名”。他在楚州及江宁多日滞留也一定游览胜迹。
张舜民《郴行录》、范成大《骖鸾录》、《吴船录》、陆游《入蜀记》、周必大《乾道庚寅奏事录》的主要篇幅都是记载沿途的游览观感。在特有的风光里愉悦心身，在往古的遗迹中追怀历史，在身临其境时体验前人的诗文，官员们在旅途中藉以增长阅历，验证知识。
官员们的旅行日记还记载了诸多社会状况，不仅充实了他们的知识视野，也为后人保留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如张舜民在湖北见“万石船。船形制圆短，如三间大屋，户出其背，中甚华饰，登降以梯级，非甚大风不行。钱载二千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又如，范成大见到自徽州而来的杉木在严州江上被课重税，使本来甚贱的杉木贩运至杭州价钱大增，“婺至衢皆砖街”，因“两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来，共甃此路”。此类的见闻不一而足。
三是祭祀，行走在充满未知险情的水上世界，祭祀神灵成为旅途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上世界会面临陆上所没有，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危险，在人们心里促生莫名的恐惧和敬畏，不用说随时可能船毁人亡的三峡和险滩令“摇橹者汗手死心，皆面无人色”，“旁观皆神惊”，就是寻常的江段，大风一起也会夺人性命。陆游航行在长江马当河段，顿遇险情，“舟至石壁下，忽昼晦，风势横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帆趋小港，竭力牵挽，仅能入港系缆，同泊者四五舟皆来助牵”。随时面临不测之险，人们常常把一些奇异的现象视为预兆，就在这次险情发生前，“忽有大鱼正绿，腹下赤如丹，跃起柂旁，高三尺许。人皆异之。是晚果折樯破帆，几不能全，亦可怪也”。而在这个石壁上就有一神庙，“依峭崖架空为阁”，“江上神祠惟此最佳”。遇到险情，当时的人们自然会去求助于神灵。
欧阳修的旅程平安，“不遇恶风水”，但也曾几次祭拜神灵。八月丙辰，在江州“祷小姑山神”； 八月癸亥，“次新冶，祷江神”； 八月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风，舟不得泊，祷江神”。可见祈祷神灵是水上航行生活的组成部分。张舜民的郴州之行就多次祷告神灵。在南京，“拜双庙”( 即张巡、许远祠)。在洞庭湖口有忠洁侯庙和青草庙，“乘舟人当有酒肉之赐”。“夜船上不敢打更提举。舟人云： ‘庙中自打更报牌也’”。在潭州“舣舟王公亭，奠南岳行祠”。在衡山拜岳祠，又“谒北门侍郎神位”。
宋代官员赴任及离职的公务旅行程限宽松，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交游观览。公务旅行也成为官员们积累阅历，验证知识，增长识见的重要途径。宋人说： “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杜诗”。宋代士大夫的知行风范正是在这“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过程中养成的。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