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早年曾在傅斯年的举荐下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他虽然家在民族学院，但也住过西北楼，与父亲交谊很好。他主要是负责点校《金史》的工作。
1966年5月，“文革”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大专院校已经是疾风暴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傅先生被诬陷为“特务”“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和“反革命分子”，被揪斗多次，遭受殴打和人身侮辱。不久，他就在陶然亭投湖自杀。
大概傅先生是“文革”中最早自杀的学者，他的死给了父亲极大的刺激。我还记得，消息传来，父亲既不敢声张，又很紧张，也异常难过，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傅先生的卒日，也是“翠微校史”第一阶段的终结。从1966年四五月间起，西北楼里的教授们陆续走光。
三号门的灯光
1966 年以前，前四史均已经完成出版，其余各史尚在加工阶段。
整个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是由上海方面进行的。《明史》基本是在郑天挺先生的主持下在天津南开做的标点工作。所以住在西北楼中的教授们主要是对《晋书》、南北朝“二史八书”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进行标点校勘工作。那个时段《清史稿》还没有纳入这项工程。
1971 年春天，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上马。
我父亲从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恢复工作，这也是二十四史整理工作“梅开二度”的早春天气。嗣后，不少文史界耆硕相继走出牛棚，走进中华书局，开始了新的点校工作。唐长孺、启功、王锺翰、张政烺、阴法鲁和周振甫等先生都是那时恢复或参加了此项工作的前辈学人。
虽然两度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在全国达到百余人，不过川流往来住在西北楼的学者教授最多时也不过二十余人。
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有的睡得很晚，有的起得很早，有的习惯夜间工作。因此，西北楼三号门里经常彻夜有灯光亮着。窗前书桌上台灯昏黄的灯光透过窗帘，总给人一种安谧而又跃动的感觉。
“翠微校史”虽然只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一隅，但却是令人难忘的记忆。这些老学者们的勤奋和执着，学养和品德，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如今已进入老年的我来说，仍然依稀于眼前。
(经授权摘编自赵珩所著《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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