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华教授是住在西北楼的教授里年龄偏大的,也是山大的教授。我对他的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他是山东寿光人,一口的山东话。
我对卢振华教授的印象却很深。他在点校二十四史中主要是负责《南史》和《梁书》的标点。卢先生的头比较大,而且谢顶,个子也较高。
他有个儿子叫卢今珏,比我小两岁,长得并不像他,常从济南来北京看他,寒暑假会在西北楼住一个假期,与大院里的孩子混得都很熟。卢先生非常溺爱这个儿子,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位卢公子在生活上又比较讲究,喜欢追逐时髦。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可攀比的,自行车是最可以炫耀的东西,他一直磨着卢先生给他买一辆二六型号的新自行车。当时买车的钱倒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票。于是卢先生为了儿子到处奔走,逢人就打听哪里能弄到自行车票,再有就是咨询到底是买二六的还是买二八的,是买“飞鸽”的还是买“永久”的。卢先生很少来我家,但有次特地为儿子买车的事登门造访。他一口湖北话,将二六自行车的“二六”永远读作“而流”,从此我们也管二六自行车叫“而流”,这在我家成了个“典故”。大概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这位卢公子如愿以偿,天天骑着锃光瓦亮的新车在大院里转悠。
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资格很老,曾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他在翠微路2号院西北楼住的时间不太长。“文革”中刘先生替老师陈寅恪挨斗的事在学界广为流传,他无论在治学还是为人上都有“士”的风骨。在当时住在西北楼的教授中,他的年龄属于比较大的,个子也较矮,但是走路很快,一点没有老气横秋的样子。从食堂吃完饭后,他常常第一个快步走回宿舍。
刘节先生对于中国史学史有精深的论述,也是一位秉承中国传统儒学理念的学者。他敢说敢为,在那时的政治气候中也能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很令人佩服。住在西北楼的时候, 他不太与人交流,也很少看到他出来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