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理学阵营中，有一面灿烂的旗帜，这就是乾道、淳熙时期（1165-1189）鼎盛一时的婺学。它以综合当时各家学说为己任，故其思想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总趋向。由于其创始人吕祖谦为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一生讲学、著述等学术活动亦以婺州为中心，故这个学派被称为婺学，亦称吕学或金华学派。
自宋开国以来，吕祖谦所属家族东莱吕氏是一个延续了百余年的大家族，曾八代出十七位进士、五位宰相，有“累朝辅相”之称。吕祖谦家族人才辈出，究其原因，正在于家规家训的教化。吕氏门风，既通过言传身教传达，也通过家规家范的撰述来实现代际传承。吕祖谦从小就学“中原文献之传”，因家学渊源所致，其治学为官深受家风的影响，他汇编了《家范》六卷，分别为《宗法》《昏礼》《葬仪》《祭礼》《学规》《官箴》，从敬宗收族、明理躬行、清慎勤实等方面阐述了其家训思想。《宋史》赞之为“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
宽宏兼容的治学特点
吕祖谦并不是以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彪炳史册，而是以思想敏锐和学识宏富的思想家著称于世。
吕祖谦治学的特点是经史并重，文道并重，道德与知识并重，性理与事功并重，坚持“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殊途同归”的宗旨，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为原则，与各学派之间和谐相处。对学术上持不同见解的“相反之论”者，吕祖谦有着宽宏兼容的雅量与气度，深受当时学界的赞誉，亦为后世的楷模。
吕祖谦治学没有门户之见，不论是对前人还是对同时代学者的学说见解，他均能持论公允。史评吕祖谦“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浑然若出一家之言”，开创了理学分支“吕学”。当时，他与朱熹、张栻齐名，被称为“东南三贤”。他多次开馆讲学，门生众多，为理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吕祖谦治学的学风、方法和宗旨等与众不同，这是他最终能成为南宋理学大儒的重要基础。
“育实材而求实用”的育人目标
吕祖谦在浙江武义的明招山两度结庐守墓，著书讲学不辍。从培养“实材”的目标出发，吕祖谦强调看书学习主要是学习治国的技艺，而不是“徒观文采”，就是说要领悟书中君臣大义和治国良策。
他针对当时读书中举的状况，指出不应该把中举作为读书的唯一目标。他说：“人能以科举之心读书，则书不可胜用矣。”吕祖谦还从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提出学习必须要有“惇厚笃实”的学风，无论什么人，就其天生的气质来说，总是有点褊狭的，但这种天生的气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学”的工夫就是改变气质的极好手段，因此，他主张学者要把“学”的工夫花在改变自己方面，而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治言”方面。“君子之学治气而不治言”，因为气质一变，自见为学的功力。朱熹乃当世屈指可数的大学问家和教育家，也正是崇尚吕祖谦的学识和教育有方，曾特地将爱子送往吕祖谦门下受业，并赞誉“学如伯恭（吕祖谦的字），方是能变化气质”。
吕祖谦提倡学者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要“泛观广接”，因而也要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交往和交换思想，才有利于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在《丽泽书院学规》里，吕祖谦规定学生“毋得互相品题，高自标置，妄分清浊”。他与朱熹、陆九渊、陈亮等人的学术交往中既有合作、接纳，又有批评，而措辞上则总是中肯。
吕祖谦坚持“德教为本”的方针。他认为对于有志于讲学的学者，首先应该具备“忠信”之心，这是一个根本。他说：“大抵为学之道，当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实德也。”“人但患无忠信”，有了“忠信”，就好比有一颗种子埋在心田中，“可生”“可长”“可成”，“进德修业”就有了根本保证。
清慎勤实的为官之道
吕祖谦曾在他的门人戴衍新官上任而请教于他时，对为官之道发表过见解。他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
所谓“清”，就是说当官须“廉洁”，绝不能嗜利贪财。吕祖谦对历史上的一些廉洁之吏称颂不已，为自己有“至为廉洁”的先人而自得。对自己，他也总是以“清廉”“俭洁”作为行动准则。吕祖谦在家道衰落时期，自甘清贫，并与部下订了禁条，诸如不可法外受俸、多量俸米、买非日用品、托外邑官买物等，亲友如要雇船夫，不可用官钱，须自己出钱。
对官场中嗜利贪财者，吕祖谦则给予劝告与抨击。他认为贪赃者开始总是不能克制自己贪婪的欲念，而存有“不必败”的侥幸之心，结果胆子愈来愈大，无所不为，最终“至于败”。吕祖谦要求对这类事情一定要“戒之在初”，因为即使等到贪赃后“役用权智”，竭精殚智地遮掩蒙混，而有幸得免，又怎么能和“初不为之”相比呢？
所谓“慎”，是指处于祸福变幻的官场上，务必谨慎小心。吕祖谦曾关照初入仕途的门人们：“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如文字历引之类，皆须明白，以防中伤，不可不至谨，不可不详知也。”吕祖谦告诫他们，要时刻警惕手下一些“猾吏”所设下的香饵，否则就会为其所卖，遗恨终生。如果当官的“不自省察”，受其贿赂，吞下他们的钓饵，就只能听任“小人”“猾吏”的摆布了。一个叫范育的人当库务官时，随行的箱笼都放在官厅上，以防别人的怀疑和诽谤。对此，吕祖谦大为赞扬。他说：“凡若此类，皆守官所宜详知也。”
所谓“勤”，吕祖谦认为为官应该做到“职分之内，不可惰”，尽一切可能将本职工作做好，否则即为“旷职”。对待官事要像对待家事一样，“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尽也”，他还认为“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
吕祖谦对劳心、劳力的高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吕祖谦认为“劳心”是指坐而论道，只说不干，而“劳力”则是亲自动手去做，脚踏实地去干。吕祖谦将民间的谚语“劳心不如劳力”作为千古不易的“要言”，不仅是较为正确的“为官之道”，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纵观吕祖谦一生，天年不足，长期患病而不辍学术活动。在仅仅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吕祖谦考证了大量古代典籍，编纂修订了众多史学著作，撰写了不少学术专著，可谓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他深厚的家族传承，渊博的学识，平和的气度，依然让后世仰之弥高，敬之弥深。研究其人其文，探讨其思想的全貌和继承发扬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潘富恩历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