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总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官感觉情有独钟，尤其擅长从自然万物与人类世界的嗅觉、听觉、视觉、触觉、味觉等感观关系的角度挖掘研究与书写的主题。这样的研究旨趣必然对博览与细腻的感受和独特的视角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特别需要有跨学科、跨时空的跳跃与剪裁能力，而最后的落脚点又必须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与历史文化建构为中心。科尔班的确具备这样的才华和能力，可以在文学、美学、自然史、社会史、人类学等众多领域中广搜博采，出入自如，随时切换不同的镜头和画面。读他的《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王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引言开头的第一段就让人兴奋莫名：法兰西共和国八年霜月4日，布列纳区的“当地居民置法律于不顾，‘多次敲响钟声而且时间很长’”。政府官员前来阻止，在钟楼上“该官员以法律的名义要求在场敲钟的儿童和女公民们立刻停下来，否则会被逮捕”。可是到了夜里八点差一刻，钟声又响起来了。政府马上又派人前来制止，最后成功地让几个孩子低头认罪，承认错误，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这不就是在十八世纪末法国上演的以钟声为核心的维稳史吗？就这样，阿兰·科尔班在钟声中尽情地捕捉着秩序、权力、传播、恐惧、激情等等公共政治与集体精神的微观要素，在声音感官的遭遇中重建权力控制与反控制的历史景观。
与“钟声”相比，科尔班的这部《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苜蓿译，三联书店，2016年4月）在结构、行文方面则显得过于散漫，所论述的议题前后也时有重复，但是对感官感受的敏锐捕捉和情感的细腻把握则更为细致深入，其文思的喷涌与文笔的优美使该书有很好的阅读愉悦感。科尔班在“引言”中说：“这正是本书的主旨：追寻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所有会‘看树’的那些人。”而关于“那些人”，他列出的主要名单有贺拉斯、维吉尔、阿里奥斯托、龙萨、于尔费、拉封丹、卢梭、歌德、诺瓦利斯、夏多布里昂、塞南古、莫里斯·德盖兰、维尔哈伦、普鲁斯特、弗朗西斯·蓬热、伊夫·伯纳富瓦。“当然，这里只列举了作家，我们还会在这次漫步中遇到画家。”从这份名单看，该书当然可以看作一部以“树”为中心的文艺美学史，或是以“树”为核心概念的文艺创作与欣赏论纲。作为历史学家的科尔班，无论如何抒情与散漫，总是带有历史叙事的视角。然而，他十分自觉地把这里的历史与诸如植物史、森林开发史、关于树的民间史以及具有政治和哲学意义的历史区分开来；他强调“这里只涉及个人激情的历史。众多世纪以来，这些人拥有话语权，能够表达激情，尤其是对于树的出现及存在所引发的惊愕”。特别重要的是，从这种对树的存在的惊愕感中，可以生发出非常朴素和深刻的诗意。古今诗人咏树，佳作无数，而令我至今最欣赏的是这一句：“I think that I shall never see / A poem lovely as a tree.”（我想我永不会看到，有一首诗会像树一样美。）这来自三十多年前我买的一部英文打字机所附的练习教材，没注明写作者是谁。诗与树，人工书写与天然生长，如何能够相比？
在生活中我们都非常反感和反对在公园、游览区的树木上刻写姓名等“到此一游”的不文明行为，但是该书第一章“在树上书写”却让我们回头认识到“在树上书写”的丰富历史内涵和文化意味，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得不遵守当代生活文明规范的时候，其实距离人与自然的真实联系已有多么遥远。更有意思的是，与今天在树木上乱刻乱写的行为被视为不道德相反，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在树上刻写宗教警句和道德箴言是很普遍的行为。“以至一个参观者漫步浪漫主义花园的过程中，有时会读到完整的道德课程：每句箴言都召唤一种职责或者伟大的感情。”（第5页）作为历史学家的科尔班让我们回忆起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景观，树上的书写承担着保存记忆、维系认同的功能，“那些树皮上的涂鸦和植物一起生长，明显适合承担保存记忆的功能”（第3页）。而更为重要的是，“树成为黑暗书写的载体，被指定保存匿名者的信息。夜晚，在上面张贴或是刻写呼吁反抗的号召是十九世纪通常的做法。1848年6月，克勒斯的居民就是这样，发动了反抗四十五生丁附加税的运动，最后导致流血冲突”（第3-4页）。树就是当时的微信或Facebook，是匿名者在黑暗中呼吁反抗的有效方式。可惜的是，科尔班在这个议题上只是轻轻带过。可以相信，历史上还有无数呼吁反抗的匿名书写在黑夜树林中闪着幽微的光亮。
与匿名者呼吁反抗相反，有名的统治者在树上刻下自己所拥有的树木或土地所有权。令人惊讶的是，罗马的物主喜欢把自己领地的植物修剪成姓氏的首字母，这是很有艺术创意的物权符号。更有物权意识的是，刚长出的小树和刚刚砍倒的树，也是通过在树身上的书写表明所有权（第4页）。这让我想起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遇到的烦恼：我们几个知青在路旁种的水瓜总是被人偷摘，那时怎么就没想到在不断长大的长条形瓜身上写着“知青所有”的字样呢？那时当地是没人敢欺负知青的。
与历史记忆或物权宣示相比，在树上刻写下的表达感情与激情的文字才是最为普遍和感人的。或许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森林里到处是情感符号，那些在树身的爱情涂鸦或文字既是个人感情的见证，同时也是在公共传播中对情感不断推波助澜的精神氛围。“年轻的丁尼生（Tennyson）刚刚十五岁，在宣布诗人拜伦失踪时，冲出家门失声大喊：‘拜伦死了！拜伦死了！’在他躲起来哭泣的茂密山谷里，他在一棵树身上刻下：‘拜伦，原谅我们吧。’”（11页）还会有比这更感人的书写方式吗？
当然，树也会引起忧虑、不祥、惊慌、恐惧等情感。在西方文化中这类情感的根源多属于基督教传统，在《创世记》中就确立了树的不祥气质，蛇缠绕着盛开的知善恶树的枝干，多少世纪以来都象征着诱惑与堕落（73-74页）。科尔班让我们重新认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树：“树通常是不祥和血腥的，与死亡相联。它一般是在剧本的第五幕——悲剧到达顶点的时候——出现。在《奥赛罗》《麦克白》《雅典的泰门》里都是如此。”（81页）树的恐怖与血腥也总是与犯罪、惩罚、大革命等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吊在树上的尸体到断头台下的鬼魂，树的恐怖力量是赤裸裸的。从在美国西部作为绞刑架的树，到在法国被称为“正义之树”的木制断头台，都足以引发恐惧。“在复辟之初，人们称之为‘白色恐怖’的时期，砍头的场景甚至时常发生在小城镇里。当然，断头台不是树，但断头台的柱子、‘它的木料’却在观者心中挥之不去。电影史家达尼埃尔·塞尔索在让·雷诺阿的《乡村》中找到了关联。通过颠倒素材，导演用可怖的树杈的出现暗喻断头台。”（86页）在我们的电影记忆中，树也有作为血腥屠杀的工具的镜头。例如电影中的洪常青就是被绑在大树上烧死的，但是当年我们对这棵大树却不会产生恐怖之想，只会产生模糊的“英雄之树”这样的概念。看来科尔班关于树与断头台的研究还应该收集更多的历史与文艺素材。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