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研究员编录的《章太炎书信集》是他对章氏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更重要的贡献。日后编辑章氏全集的书信卷，本书也必将成为不可能绕开的基础文本。因此其中若干问题，仍然值得再作讨论，或可备本书再版或编纂章氏全集时参考。
《章太炎书信集》马勇 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976页，88.00元
继《章太炎演讲集》后，马勇研究员编录的这部逾七十万言的书信集是他对章氏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更重要的贡献。如众周知，章氏既是革命前驱，又是学术大师，所以跟他鱼雁往还者除却家人及黄侃、吴承仕、钱玄同、朱希祖、汪东、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马宗霍、潘景郑等门生，政界有李鸿章、黎元洪、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稚晖、吴佩孚、冯玉祥、汪精卫、蒋介石，学界有孙诒让、叶德辉、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罗振玉、蔡元培、太虚、胡适（只是大致分类，其中不乏如章氏一样兼涉政学两界的人物）。仅从这部分通信者的名录看，我们已不难想见本书对研究章氏以及对研究近代政治史与学术史的价值。编者经眼广，用力勤，以四十四通致黎元洪的信为例，来源就包括了《申报》《时报》《大公报》《民立报》《顺天时报》《中华新报》《逸经》《革命文献》《近代史资料》《远生杂著》《章太炎政论选集》《孙中山全集》《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等近百年间的报纸、杂志、书籍直至国家图书馆庋藏的章氏手迹。尽管自2003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以来，学者或作补充——如《民国档案》2010年第三期刊载的周宁先生辑自1919年长沙《大公报》的《章太炎致易寅村书札四通》，或作订正——如《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六期刊载的斯彦莉女士的《章太炎书信集（家书部分）校勘正误》，但毕竟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日后编辑章氏全集的书信卷，本书也必将成为不可能绕开的基础文本。因此其中若干问题，仍然值得再作讨论，或可备本书再版或编纂章氏全集时参考。
前举斯女士文据章氏致夫人汤国梨信的影印本及杭州章氏纪念馆所藏手稿，校出该部分的辨识错误达上百处。章氏手书辨识不易，但按排印本录入的那些无需核校原件、只需依照常识就可以避免的文本中的误字是应该尽量减少的。且不说那些《说文解字》或《经典释文》里的难字僻字，只举最简单的：《史记》“列传”误为“例传”（139页）、“仆近思老、庄、荀、韩，真天民之秀”误为“仆近思考”（同上），“郭庆藩”误为“郭庆蕃”（140页）、“刘徽”误为“刘嶶”（150页）、“储光羲”误为“储光义”（义繁体“義”与“羲”形近）（209页）、“《良耜》”误为“《良后》”（272页）、“讹误”误为“伪误”（讹繁体“譌”与伪繁体“僞”形近）（337页）、“嵇阮”误为“稽阮”（369页）、“《隶续》”误为“《录续》”、“以工拙论”误为“亦工拙论”（796页）、“逮邵懿辰始专攻古文耳”中的“专攻”误为“书攻”（829页）、“诸子所载夏殷旧事”“所载”误为“所戴”（964页）。又46页致梁启超，论及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教程，谓“穗卿深于宗教，其议有伦，然鬼事明矣，人事顾多缺略”，尔后自注：“教科书本无容插入己见，然宗教既多论断，人事宁可关如？”“关如”显然也是“阙如”之误（关繁体“關”与阙繁体“闕”形近）。
信的内容论学居多，所以书名以及篇名琳琅满目，层出不穷。本书标示也较混乱。有该标而未标的，如春秋、墨子、管子、大学、中庸、旅獒、九章、说文、书势、释文、切韵、广韵、帝王世纪、正蒙、数论、法华经、一切经音义、文献通考、礼部韵略、音学五书、韵英、几何原本（未必全部漏标，有的是或标或不标）。有标得不那么地道的，如88页“《因明》《唯识二述记》”，“二述记”自应放在书名号外；619页“《唐书·张柬之等五臣传》”，恐怕不仅“等五臣传”，连“张柬之”也未必合适放在书名号内（《唐书》卷九十一为张柬之及桓彦范、敬晖、崔元、袁恕己列传）。有不该标而标了的，如《纬书》《佛典》《全史》《杂史》《小学》（不是指朱熹的《小学》，139页致钱玄同：“教女读书几一岁矣，《史记》裁读五、六列传，《小学》裁解五百四十部首。”）、《书》（不是《尚书》或其他哪本书的简称，153页致钱玄同：“今本《君实篇》云：‘苍颉作书。’以《书断》证之，则今本误也。凡引《书》与今本异者，倒须注明出处。”）、《论语疑义》（210页致黄侃：“前得书，问研究宋元明学案，并及《论语疑义》”，“疑义”当在书名号外）、《逾年即位》（255页致简竹居：“《春秋》书《逾年即位》”）等。又1934年1月致吴承仕信，催问《章氏丛书》校印进度，言“书经精校自然缓出”，编者居然给“书经精校”打上了书名号（367页），孤立地看确像《书经》校本，但略扫一眼全文——排印本仅六行——的内容，实不该发生这样的误会。
较诸专著，章氏多数书信的文字明白易懂，因此一些比较显见的破句最好避免，如致钱玄同：
授八股者云：文章最忌老实，斯语渐染人心，为祸之烈。文章最要老实，所谓修辞，立诚也。（118页）
“修辞立其诚”出自《周易》，几乎已成俗语。“所谓修辞立诚”是用来补充说明“文章最要老实”的理由的；“立诚”不是“所谓修辞”的解释，自不宜在当中点段。又致钱玄同：
日本有长井衍者，彼中朴学家也，治目录校勘之学，闻见尚周，见仆与罗振玉书，历诋日本。汉学博士，心甚喜，来谈数次。（140页）
“汉学博士”是章氏“历诋”的对象，不是长井衍的身份，长井衍“心甚喜”的是章氏历诋本国汉学博士，而不是历诋他的祖国——一个标点不慎，几乎把一个看不起本国汉学博士的学问家变成了与祖国有仇的卖国贼。又致蓝公武讨论“有俱生之善恶，有后得之善恶”：
就后得中，复有决定胜解者，有非决定胜解者。人与他物，俱生善恶，大抵不殊而后得者，实较他物为甚。（162页）
“而后得者”之后的逗号最好提到“而后得者”之前。又与某君书拒绝出任国史馆馆长，以为“今之人情，信国史不如信野史”，断烂朝报已经无济于事：
鄙意今之中央，已如破甑，不须复顾，阿附当事者，诚无人格，而抗志猛争者，亦为未达时务，豺狼当道，不能尽捕，而诛之驱狼延虎，亦何益焉。（622页）
“而诛之”只能跟其前的“不能尽捕”连在一起，不能跟其后的“驱狼延虎”连在一起——否则后一句的动词多得要打群架，就不成其为句子了。又致黄侃：
段氏只知马、郑为古文，不知《释文》、《正义》及裴骃、司马贞所引皆有以其所改定之字为正文者一间未达，遂成是丹，非素之见，亦可谓失之目睫矣。（212-213页）
要是把“是丹非素”当中的逗号移到“一间未达”之前就两全其美了。又致丁以此讨论《毛诗韵例》：
又云《风》字字有韵，尤为奇确。鄙意《雅》中亦多此例。即以《大雅·文王》一篇言之：“文王在上”，王、上为韵。“亹亹文王，令闻不已”，亹亹文、闻为韵。（271-272页）
如果只是文、闻为韵，章氏不会在“文”前带上“亹亹”——这太奇怪了，他的意思是“亹亹、文、闻”为韵。
本书对原文的校录不无过人之处。例如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维铮、姜义华先生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所录数信来源不同，有的文字逊于本书。如致刘英信，《选集》所据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学庄同志提供”的抄件，以条件所限，故颇有疑窦，如以鄂为“首义之邦，好友最多”，“好友最多”不类章氏口吻，本书录为“知友众多”，似较可从（众之繁体“眾”手书与“最”相近）；“屡次瞭然，而听者漠然”，“屡次瞭然”本书录为“屡次晓告”，义亦较为明畅，“瞭然”盖为草书“晓告”的误认；“兵出经年，暴骨满野，若仍以高权搜之民，不如罢兵之为愈也”，“搜之民”不辞，本书录为“授之北人”，上下文气始得通贯；“幼襄、仲文近态稍解”，本书“近态”作“近怨”，前者必误，可无疑义。
但有些地方则《选集》绝对优于本书。如1906年12月致蓝公武：
顷者友人以大著见示，中犹《俱分进化论批评》一篇。（160页）
《选集》“中犹”作“中有”，“批评”置于书名号外。
其所以未仇敌者，由其知识进化，故恶亦进化，能增其怨憎之念也。（161页）
《选集》“未仇敌”作“为仇敌”。
就后得中，复有决定胜解者，由非决定胜解者。（162页）
《选集》“由”作“有”。又如1913年11月被囚禁期间致袁世凯信（452-453页），出处列有四种：“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及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却无一字校记。既无异文，何必列出四种出处？而独不知参照其本师考校了手稿、所以文字有明显胜出的《选集》。如章氏自称“始以历史民族注意提倡光复”，“注意”《选集》作“之义”；“昔乐毅佐燕，以报强齐，故鼎返乎磨室，大吕陈乎玄英”，“磨室”《选集》作“磿室”，并有注释：“一作历室，燕宫名。乐毅曾夺回被齐人掠去的燕国宝鼎，重置于磿室。”又文末：
以炳麟之愚戆，诚不敢自比古人也。若大总统，犹以为恨不能相释。虽仰药系祖，以从大命，势亦足以两解，而惧伤大总统之明耳。如何，且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至死不敢谋燕，亦犹乐死之志也。
“如何，且隐忍以导出疆”已近不知所云，《选集》作：
以炳麟之愚戆，诚不敢自比古人也。若大总统犹以为恨，未能相释，虽仰药系祖以从大命，势亦足以两解，而惧伤大总统之明耳。如可且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至死而不敢谋燕，亦犹乐生之志也。
编者如能核以《选集》，斟酌考订，至少可比现在这个文本做得更好。
致丁以此信，本书据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王仲荦先生主编的《历史论丛》第三辑发表的文本录入。可惜这三通讨论文字音韵问题的信的校录者显非内行，录文颇有问题；又可惜编者未见1984年同样由齐鲁书社出版的既是精于文字音韵的老学者、又是原信收藏者的王献唐先生汇辑的包括这三通信在内的《顾黄书寮杂录》，所以留下了本来已有条件订正的讹误。如：
原书配纽多误，盖亦一时失检。其夫用《释文》者，又无明文据引。（271页）
“其夫”《杂录》作“其于”，“据引”《杂录》作“援引”。
“百辟其刑之”，辟、刑、支、清、封转为韵。（272页）
“封转”《杂录》作“对转”。又其前四个顿号的连用也不得当，可以只保留第一个，也可以全部删除，意思乃是“辟”与“刑”是支清对转为韵。
斯论一出，即之有用假借难求本字者，在在可知。（273页）
“即之有用”《杂录》作“旧之习用”。
《说文》无“涂”字，但作“涂”。“涂”亦水名，何以训为道涂？按诸鱼阳对转之例，乃知涂借为“场”。“场”者，祭神道，古读如唐。《释宫》“庙中路谓之唐”，即此“场”字。引申为一切道路之称，遂借“涂”字为之。（273页）
《杂录》第一句作“《说文》无‘塗’字”，这就对了——否则《说文》既“无‘涂’字”，又“但作‘涂’”，真成了一笔糊涂账。
“賏”为颈饰，谓以组结贝，繁颈也。（273-274页）
“繁颈”《杂录》作“繫颈”。
“憲”、“契”同得声于“韦”，故相借。（276页）
“韦”《杂录》作“丯”（这是本书新增的错误，《历史论丛》原本作“丰”，虽不准确，但至少较“韦”近似）。
“雇”字，《说文》训“九雇”，今人以为雇役字。《汉书》作“顾”，《公羊传》作“扈”，皆非本字。今按《说文》：“故，使为之也。”己不为使他人为之，是为佣雇。《史记·冯唐传》《集解》引《军法》曰：“令人故行，不行，夺劳二岁。”《索隐》曰：“故与雇同。”是汉律当用本字。（276页）
“当用”《杂录》作“尚用”。
“對”字，《说文》录为“對”之重文。然“對”字从“丵”，实不可解。今按“對”、“對”盖本二字，汉文帝假借用之耳。（277页）
“《说文》录为‘對’之重文”及末句“‘對’盖本二字”中的两个“對”字《杂录》都作“■”。
“對”为草木茂，故字从“丵”，丵者，草之发生也，从土从寸，似乎以邑土封植之也。（277页）
“似乎以邑”《杂录》作“以手邕”，检许氏《说文》的训释，察章氏行文的惯例，自以《杂录》为是。
参照《杂录》，有些缺文可补。如：
旧音亦有疑、娘相乱者，若《释名》以娪训女，盖不过一二事，此殆成国□讹，不可持为恒律矣。
“□”下本书承用《历史论丛》的编者校语：“钞件作亻，疑当作‘偶’。”而《杂录》正作“偶”。又“‘场’者，祭神道，古读如唐”（273页）的“读”字下本书亦承用《历史论丛》的编者校语：“原稿缺一字，当为‘读’字。”征诸《杂录》，乃是“音”字。又“今取声相近似，义相□□者”（274页），本书亦承用《历史论丛》的编者校语：“原稿‘相’字下空二字。”而《杂录》则作“通转”。
上世纪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章太炎全集》，第八卷为医论，所以主要是请中医专家校点的。他们对专业的把握毋庸置疑，但对文献整理的通例不够熟悉，做了一些不必做乃至不该做的校改。不幸其中收入的信也影响到了本书，致余云岫：
日本人称子油为膵脏，“膵”字不知何本？恐是“膟”字之误。《礼记·祭义》：取膟乃退。注：血与肠间脂也。此以膟为血，为肠间脂。《礼记·郊特牲》：“取膟燔燎。”注：直训肠间脂，膟在肠上，古人通称肠间，日本人遂误为膵耳。（876页）
这里两度引及的《礼记》是由原整理者加工出来的。在《礼记·祭义》下，原整理者按云：“《祭义》为《礼记》篇名，原文无‘礼’字，今加。”在《礼记·郊特牲》下，原整理者按云：“《郊特牲》为《礼记》之篇名，原文无‘礼记’两字，从文义加之。”这两条校语非常荒唐：一则《礼记》本就通称或可简称为“记”；二则前文既引其书，后文书名自可甚至正该蒙上省略，为之补全实属多事。本书承用《全集》整理者增了字的文本，却删去了《全集》整理者的校语，而且未作任何说明（只标明了正文的来历《章太炎全集》第八卷），于是一来事实上章文已遭改篡；二来这样的整容术如果是编者接受与认同的，那么本书198页“《记》言”、255页“《记·文王世子》”、257页“《记·下曲礼》”、357页“《记》言”等等，何不都在《记》前补出“礼”字？这样的整理方式要是依类推广，就不堪设想了。
有的问题则完全是因漫不经心造成的，如208-209页致黄侃论唐人用韵：
得复以许敬宗奉和入潼关一首。以微与脂之同用，则广韵所标，非其奏定之旧愈明。快慰快慰。窃疑敬宗所定，亦不过依齐、梁旧式，以便吟咏，而非自我作古。观唐人诗，佳麻闲亦同用，而江则闲与东冬钟同用，绝非与阳唐同用者，此犹齐、梁之旧也。作诗用古韵者，盖不止退之，如子美亦然。北征以质术栉物月没曷末黠鎋屑薛同用，此在广韵分为六类。义鹘行以魂寒桓山先仙同用。杜鹃诗以真魂痕山先仙同用，此在广韵皆分为四类。恐敬宗所定，亦不应汗漫无界如是，疑杜亦取诸声类韵集诸书耳。其必初盛诸家屡有同用者，乃得考定，敬宗原式大氐最显著者。莫若东与冬钟，青与庚耕清也。陈伯玉、李太白，以庚耕清青同用者，不可悉数。而李东川赠张旭诗亦然。岑嘉州登慈恩寺塔一首，则东冬同用矣。常尉仙谷遇毛女一首。则东钟同用矣。摩诘古诗华岳一首，以清冥城灵成溟京生迎亭为韵。哭殷遥一首。以形情龄声鸣清生成生荆为韵。大氐庚清青皆同用。送綦母校书还江东一首，以同风穷空中丛蓬聪公农为韵。（近体奉和圣制，《上巳观禊》一首，以东中公风宫宗为韵。和仆射晋公扈从温阳一首，领韵用丰，次以东中宫熊同红功宗工风为韵，大氐东冬同用，孟襄阳近体，《田家元日》，一首，以东农重丰为韵，亦如王例，杜子美近体《雨晴》一首，以风农红空为韵。）《伤春弟》一首，以浓凶重同容龙为韵。前者东冬同用。后者东钟同用也。独坐弟一首领韵。用冥字。次以清庭萍听为韵。《客旧馆》一首，以亭青声冥为韵。皆清青同用也。（杜排律至三十韵者，往往与今《广韵》所标相合，韩亦如此。所谓以险见奇，而杜之短章异是。）李、岑、王、孟不矜摹古，则古近体皆足为证。杜好效古，取其近体证之。此广韵四类之分据。中唐以前，唯有二类，必敬宗旧式然也。至以支脂之与微同用，敬宗既开其例。其后近体，则张燕公南中送北使一首，以飞归衰迟衣为韵。古体则陈拾遗感寓弟三十二首。以衰违洏期蚩时为韵。宋之问《有所思》一首，以时丝飞为韵。李东川《缓歌行》一首，以衣归稀儿为韵。储光羲《登慈恩塔》一首，以垂时池兹微跜涯飞差归危为韵。足知敬宗定式，而诸家因之。此《广韵》二类之分据。中唐以前，亦唯有一类也。
逗号、句号的大量失当姑且不论，《声类》与《韵集》未加书名号也姑且不论，只看《广韵》出现六处，第四及第六个加了书名号，其余都付阙如。再看所举唐诗篇名，仅少数加了书名号，另外十多篇则亦付阙如。这样随意的标法基本出现在同一页上，粗糙得过于明目张胆了。
本书《编辑体例》确定“所收书信尽量使用最初发表的版本，或经过整理之后的最佳版本”，这一原则值得肯定——选最初发表者可以保留历史原貌；择善而从则既能给读者提供相对便读的文本，也能在校勘记中省去多余的饶舌。但有时去取或可稍灵活一些。如致袁世凯信，初发表于《盛京时报》，后见收于《太炎最近文录》，编者以前者为正文，于是“财用，则重价之物与粪土同”下出校记：“《太炎最近文录》作‘无财用，则重价之物与粪土同’。”“故名呑犹足相副”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故名实犹足相副’。”“长初以三吊合一两”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最初以三吊合一两’。”“吉林东沟、北清等处次之”的“北清”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北沟’。”“是中国不办金矿，实闻接为俄人雇工，此可为太息痛恨者也”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是中国之办金矿’。”“而运脚亦昂贵已当”下出校记：“‘当’，《最近文录》作‘甚’。”“夫中原万里，无水道之灌输，船舶不行，轺车为用，其以铁道擅场固宜”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轺车为困’。”“而源辽流长，……铁道一通，帆轮辐辏，流转不穷”下出校记：“《最近文录》作‘斯道一通’。”“拟向英、法、德、美各国银行商借，以作母财”下出校记：“拟向英、法、德、美各国，急行商借，以作母财。”（446-450页）如果换错字不是如此之多的《最近文录》为底本，就既可为读者免除这么多个不必要的障碍，也可为编者省去这么多条不必要的校记——这类低层次的手民之误原无多少写入校记的价值。
又如致吴承仕信八十六通，编者标示“除注明出处外，均据《章炳麟论学集》”。按《论学集》系章氏致吴氏信的原稿影印本，自可信据。但部分既见于《论学集》、又曾在二十年代《华国月刊》发表过的信，编者则以《华国月刊》为底本，然后把刊出时被删节者用方括号补入，再出校记说明，处理方式显得累赘。如果倒过来做，正文或能更干净一些，校记也能更简略一些。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