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相信杨先生说的“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那傅雷是绝对不会向宋奇“吹牛”的，信里所说向巴金竭力推荐杨必、为杨必把《剥削世家》的“译文略为润色”并“交给平民”、《名利场》“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应该都是事实。那么，吴德铎文章里“杨必女士译的第一本书《剥削世家》，傅雷可能出过些力”，并非“缺乏事实根据”。
杨先生在信中说，吴文提到她曾“介绍杨必女士向傅雷学习翻译的技巧”，是“误传”，“缺乏事实根据”。在《记杨必》一文中，杨先生确实只承认过“傅雷鼓励她（杨必）翻译”，“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杨先生倒是说“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而这件事，傅雷当时给宋奇的信里却没有提及。1951年4月15日给宋奇的信说：“他（傅聪）现在仍想弄音乐。我想给他找Mrs. Paci（即Paci的太太），把他荒疏的technique先恢复了再说。其次沈知白现在住得很近，想叫他去学乐理、和声。英文归我自己。”至少到那时，傅聪的英文是傅雷自己教的。傅雷还写过一篇《傅聪的成长》（《傅雷全集》第十八卷），其中说：“除了琴，那个时期他还另跟老师念英国文学”，可能后来是请了杨必教傅聪英国文学。
钱先生和杨先生在电话里提到傅雷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骂得大哭，我记得是说赵少侯。这件事，杨先生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也说过：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杨先生没有说“一位老翻译家”是谁，应该就是赵少侯，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也是老翻译家。杨先生在《记我的翻译》一文中曾提到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文责编是赵少侯。一般译者和责编往往因提意见而闹别扭，我和赵少侯却成了朋友。因为他的修改未必可取，可是读来不顺，必有问题，得再酌改。”
傅雷那篇为翻译工作会议写的书面意见，《傅雷全集》中没有收入，可能遗失了。但傅雷写意见书、对赵少侯的批评，在他1954年10月10日给宋奇的信里说过：
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里面我把上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题。据报告，周扬见了这意见书，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社出版的修订本Anna Kalerina，又抽下来，说“还要仔细校过”。
……
赵少侯前年评我译的《高老头》，照他的批评文字看，似乎法文还不坏，中文也很通；不过字里行间，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去年他译了一本四万余字的现代小说，叫做《海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
人真是“禁不起考验”，拆穿西洋镜，都是幼稚园里拖鼻涕的小娃娃。
杨先生说，因为这件事，“傅雷和锺书闹过一次别扭”。因为钱先生写了一封责备他的信，傅雷“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现在已不知道钱先生那封责备的信是怎么写的，但是在前一年，钱先生给傅雷的信里提及叶君健译《嘉尔曼》时有这样的话：“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转引自傅雷1953年11月9日给宋奇的信）照傅雷的个性，他批评赵少侯的话绝对不会像钱先生说的这般刻薄（真不知道叶君健看到这样的评论，是会大哭呢还是哭都哭不出来），但钱先生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而傅雷，正如杨先生说的，“满头棱角”，“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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