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上小学那会儿我就觉得奇怪：日本的学校，国歌怎么唱得那么少。
公立学校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十二年里，正式唱国歌的机会平均下来每年不到一次。如果上私立学校的话，唱国歌的机会就更少了。1989年文部省强化国歌国旗规定实施之前，有不少学校根本就不唱国歌。我朋友说她就读过的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没唱过国歌。
不仅国歌唱得少，很多人对唱的是什么都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日本的国歌从歌词到旋律都古风盎然，低年级小孩不容易教唱。所以，大凡是到了小学高年级，为了应对毕业典礼才在音乐课上匆匆学唱的。音乐老师一般不讲解歌词，更没时间讲国歌的来龙去脉，学生能鹦鹉学舌就可以了。相比之下，校歌更受重视：不仅一入学就教，还会花上很多课时，唱校歌的场合也远比唱国歌的要多得多。难怪在日本人心中，校歌比国歌更亲近。
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教育界会因为文部省关于国歌国旗的规定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还闹出了人命。2004年东京都有几百名公立学校的教师因为在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唱国歌的几十秒钟里静坐、缄口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有的教师连续几年拒唱拒起立，处分因此而逐步升级，从警告、减薪、留职停薪，直到差点被开除教职。官司打了十几年，至今还没彻底了结。像日本这样国歌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的国家真的很少见。
开始我还以为是不是国歌的歌词里有什么偏激的词语，或是像德国的国歌那样，战后有不得不删除的段落。出乎意料，日本的国歌极短，连汉字加假名三十个字，奏一遍也不过四十来秒。寥寥数行，写的净是对长寿的讴歌：“祝君寿长久，千年万年长，直至细石凝成巨岩，岩上长出青苔。”国歌《君之代》的歌词源自是十世纪编撰的《古今和歌集》里一首贺歌的卷头诗。十一世纪，这首短诗被收录进《和汉朗咏集》，作为贺寿歌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君之代》歌词虽好，但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就是谁是诗中的“君”？因为它的作者没有注明这首诗是献给哪个“君”，甚至连谁是作者都还是个谜。所以，后人对“君”的解释便因为朗读的场合而变：时而是普通的“你”， 时而指当时治世的主君。据说歌词中类似“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的比喻曾深得皇室青睐。
明治开国不久，为迎接英国王太子访日，明治政府匆匆准备国歌。仓促之际，想到了古诗《君之代》，觉得它文字意境都好，还接地气，于是请来当时在日本海军军乐队任乐师的英国人Fenton为之配曲，最早的国歌就这样匆匆诞生了。但是，Fenton作的是洋曲，音节和日语语音错位。后来，由日本雅乐师改编、德国乐师润色，才有了今天的旋律。1880年，《君之代》作为明治天皇的贺寿歌首次在宫中演奏，从此，这个“君”便定格为天皇，《君之代》自然而然成了天皇治世的赞歌。1893年被编入当时文部省发行的“小学仪式歌本”，要求在入学典礼、毕业典礼以及天皇生日等重要典礼上颂唱。
如果不是那场给东南亚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可能还不会引出“君的纠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战争的需要，在军国主义分子的牵引下，政府开始强化皇民意识和爱国教育，《君之代》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40年11月10日，政府在皇宫前广场举行了盛大典礼，纪念日本初代天皇即位二千六百年。四万九千多与会者，在昭和天皇和皇后面前山呼万岁，继而齐唱了《君之代》。第二天的庆贺会上又重现了同样的风景。那年，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庆祝活动，以往学校和军队唱得比较多的《君之代》，一般国民也有了多听齐唱的机会。这个特别的节日提升了《君之代》唱同全民族的特殊效果，也深化了尊皇爱国的意识。第二年，文部省趁热打铁发出指示，对如何唱得恭敬虔诚作了具体的规定。强化齐唱《君之代》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战后，一般国民对《君之代》是不是应该继续颂唱，意见出现分歧。因为新宪法规定“主权在民”，天皇的赞歌显得与新宪法格格不入。学习指导纲要里关于唱国歌的规定一度被删除，齐唱《君之代》的惯例一时间悄然淡出了舞台。
1952年，日本恢复主权，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时任首相的吉田茂在施政演说中说：“我国若想真正作为独立国家站起来，经济自立固然重要，提升国民的道义感和激发国民的自主精神更加关键。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努力振兴文教事业。”吉田指的“振兴文教”，具体说就是强化道德教育和爱国心教育。政府之所以会把重振国民的精神视作当务之急，是因为战后在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统治的七年里，日本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往的信仰被摧毁了，GHQ播撒的民主主义和自由平等的思想，把战前“天皇中心、国家至上”的理念翻了个底朝天。有人自卑，有人迷茫，有人把新宪法尊重的“个人”极端化，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的人越来越少了。
当时的文部大臣天野贞祐，战后第一次重新提出了唱《君之代》的建议。天皇制是日本用很大的代价保下来的，政府当然希望《君之代》在新时代继续唱下去了。但是这个“君”字如何对国民解释呢？天野贞祐很智慧地解释道：按照新宪法，天皇现在是日本国的象征，也是国民总体的象征。所以，虽然《君之代》中的“君”仍然是指天皇，但因为内涵变了，它实质上赞颂的是我们国家和人民永久的安康和繁荣昌盛。天野使《君之代》既赞了天皇又赞了国家和国民，一举多得。天野之说成了日后官方的“正式见解”。
1958年，《君之代》终于重新出现在文部省的“学习指导纲要”里。但是用词比较婉转，不说“必须”，只说“希望如是指导”。因为担心说严了，会被民主改革派指责为“违反宪法所保护的个人思想和内心的自由”。“希望如是指导”的口吻一直持续了三十年，所以，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很多学校都不再唱《君之代》了，至多是在毕业典礼上唱。渐渐地，国歌、国旗在国民的意识里变得稀薄起来。
到了1970年代，“学习指导纲要”改订。“希望如是指导”的提法依旧，但将“君之代”三字换成了“国歌”。这样既缓冲了对太平洋战争的直接联想，又暗示了一种义务。1989年，文部省再次改订“学习指导纲要”。这一次，关于国歌国旗的口吻变得强硬起来：“希望如是指导”升级到了“必须”，国歌齐唱从此义务化。
促使国歌国旗义务化的背景之一，是七十年代以后的出国热。1970年约九十三万人出国，1980年翻了四倍，1985年以后还出现了出国留学的热潮。国歌国旗的问题也一起被带出了国：当时的日本人因为在海外对他国的国歌、国旗也像对自国的一样“麻木无仁”而遭来异样的眼光，有的日本人甚至因为没有像当地人那样在奏国歌时起立而遭到拘留。政府急了，国歌国旗从国内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
国歌国旗义务化以后，在学校，主要是公立高中，遭到了师生共同反对。因为以往的典礼如何举办都是以学生为中心，是民主商议的结果。国歌、国旗义务化具体由各级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教委为了提高典礼上的国歌、国旗实施率，不断地向校长施加压力，终于闹出了广岛县世罗高中校长自杀事件。校长承受的压力不仅来自教委和持反对意见的教师，还来自他内心：遗书表明，校长本人就对《君之代》抱有异议。
校长自杀事件成了加快国歌国旗法制化的契机。顺便提一下，《君之代》和“太阳旗”从明治时期开始代表日本近百年，但始终没机会被写入宪法，不论是明治时期的旧宪法，还是战后制定的新宪法，里面都没有关于国歌国旗的条文。但家喻户晓，海内外皆知，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歌和国旗。当时的舆论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的国民认为没有必要急着为之立法。但是，《国歌国旗法》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国会通过了。
《国歌国旗法》只有短短的两项条文：日本国的国歌是《君之代》，国旗是日章旗（太阳旗），暂时没有写入尊重的义务。当时的首相小渊恵三在国会答辩中再三申明：学校关于挂国旗、唱国歌的做法依旧，绝无强制之意。那时，教师们谁都没想到，形势会从此急转直下。有了《国歌国旗法》，教委贯彻起来也可以更加“理直气壮”。
东京都有意“引领全国”，所以走得更快。2003年10月23日，东京都教委干脆下达了一则行政通告，令东京都所有的公立学校，在其周年纪念活动以及入学典礼、毕业典礼上必须挂国旗、唱国歌。教师不服从，将受到行政处分；学生不服从，也要处分教师。典礼当天，教师对号入座，校长和教导主任督阵，教委派来的工作人员在后排监视。唱国歌时哪位教师静坐、缄口，典礼结束后就会被叫去“谈话”。
通告颁布后的第二年，一下子处分了两百多名教师，“炸”得媒体一片喧哗。一部分人批评说：“教师都不听指挥，学生怎么管？”还有的说：“公务员必须克己奉公，这是职业特点嘛。”那时，如果媒介能提供讨论这一问题的平台的话，民众的国歌、国旗认知说不定会上一个台阶。
这些拒唱国歌、不起立的教师，有的是因为《君之代》让他们想起那场战争，所以不想违心颂唱。而更多的教师是因为对这种强制做法反感。这种做法让他们本能地想到战争时期，联想到军国主义。他们担心战后推进了几十年的民主会被渐渐“没收”。学生和出席典礼的家长是不能直接强制的，因为宪法保护个人思想和良心的自由。但公立学校的教师另当别论，他们属于地方公务员编制，有遵守《地方公务员法》的义务，公立学校的教师就职时都要为此宣誓的。难道就是因为是公务员，思想和良心的自由就不受宪法保护了吗？
东京都立学校以往在重要活动上也唱国歌挂国旗，但一般会事先言明：唱不唱是个人思想良心的自由。从没处分的做法，所以教师也不用特意“较劲”。东京都立学校，特别是高中，民主自由的空气一直比较浓郁。教师有畅所欲言的教育环境，学校的事民主协商。但是，1023通告以后空气变了，没有陈述的机会，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执行和不执行的选择。最犯愁的是智障残疾儿养护学校，“1023通告”的具体指示里，规定必须站着唱国歌，还必须上台领取证书，累苦了又抱又扶的教员。教师的意见传不上去，六千多名家长的签名意见书也遭东京都议会否决。最终，只好诉诸法律：几百名东京都立学校的教师把东京都教委告上了法庭。
问题闹大了，连现天皇本人都说：“唱国歌还是不要强制为好。”强制，不仅使《君之代》没有唱出期待的爱国效应，反而唱出了逆反心态，甚至唱出了违宪的疑点。
虽然最高法院至今依然维持“起立、齐唱国歌的职务命令不算违宪”，但是，在近几年的判决里，已开始承认“强制命令间接地制约了思想良心的自由”。以后又进一步承认：“原则上，警告处分不算违法，但是仅仅不起立就剋以减薪以上的处分属于滥用职权。”并斥责东京都教委的做法“完全与健全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驶，法的秩序终究不能容忍”，遏制了强制行为的升级和蔓延。
我很费解，提高国歌的实施率难道非得靠强制？日本财团法人青少年研究所曾于1988年和1989年，分别以日美高中生为对象，做过一次关于国歌、国旗的意识和态度的比较调查。当问及各自国家的国歌奏响时你会怎样时，选择“起立”的日本学生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二，而美国的学生为百分之九十七点二，其中百分之八十四点六的美国学生说“起立”是因为对国歌、国旗尊重。那么日本学生不起立是因为对国歌不尊重吗？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学生根本就对国歌“漠不关心”。想想也是，一首连内容都不清楚的歌，平时接触的机会又少，就因为它是国歌，往你头上一搁就能唱出敬意的吗？不过，最近情况似有所转变：电视里经常在播彰显日本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节目，令本国人和外国人看了都油然生出敬佩之意。水滴石穿，相信有一天，日本学生也会像美国学生那样，对国歌爱得具体、唱得虔诚。
其实，在国歌、国旗问题上，政府也有自己的苦恼：世界上哪个普通国家没有国歌、国旗？那是一国的象征，让国民挂国旗、唱国歌是最起码的要求。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对此“上纲上线”，说这是想复辟军国主义。战后，民主主义的路都走了七十多年了，国民警惕得连唱个国歌都会敏感地联系到战前战时。
政府希望国民通过对国歌、国旗的尊重衍生出爱国之心。但战后的爱国教育一直障碍重重，这也是政府极大的苦恼。战前旧宪法体制下的日本，天皇至上、国益至上，个人不过是国益棋盘里的卒子。战争时期，这种体制被军国主义利用，误导出了狭隘、极端的“爱国心”，几乎把国家“爱”到了毁灭的边缘。所以，战后的日本，一提“爱国教育”、“国家利益”，不是招来反感就是引来警惕。普通国民很少有人把“爱国”挂在嘴上，这么做会让人觉得“右翼”。有人说，这是“物极必反”。
爱国，包括“乡土之爱”，升华上去就是“国爱”。爱乡之心普通日本人都有，政府期待的是后者，是“国难当头，奋不顾身”的那种境界。这里有个问题：政府心中的“理想之国”是不是和大多数国民心中的“国家象”一样呢？如果错位的话，国歌再怎么唱也难以唱出同心同德的效果，更别提那份高境界了。国歌问题的背后是战后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在碰撞：一派认同战前价值体系，推举以“教育勅语”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属“家长制”思考方式。另一派坚守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积极推进民主主义教育，有很强的人权意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象”，难怪唱个国歌会纠结那么多年。
《君之代》唱出了战后日本诸多的无奈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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