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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倚靠也相难:陈寅恪与傅斯年(下)(1)

2016-11-27 10:49:41      参与评论()人

■傅斯年是学术领域最杰出的行政管理者,陈得遇傅,是其幸事。不过,由于性格原因,陈不能完全扑入傅与史语所之怀抱,与它相始终。但陈、傅这段友谊,催生了巨大的“学术生产力”,并不辜负那段因缘。

《傅斯年遗札》(全三卷)王汎森 潘光哲 吴政上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1455页,498.00元

傅斯年与胡适、胡祖望合影

1939年秋陈寅恪全家在香港

帮助与分裂

在陈寅恪拒绝傅斯年随史语所南迁的一年以后,卢沟桥事变发生。1937年10月,梅贻琦校长电命清华诸教授均赴长沙。早知今日,还不如随史语所南迁。陈寅恪如今的状况是,一方面,父亲散园老人绝食废药而死,父亲如此,儿子势不能居留北平于刺刀下苟活;另一方面,小女儿美延5月23日出生,南迁令发布时不足五个月,仍然是“软体动物”,不便播迁。陈寅恪料理丧事之后,毅然随清华南迁。

清华无可托之人,这一点在将来的日子里会看得很清楚。陈寅恪《书信集》里向傅斯年求助的信,大多写于此一阶段。

11月13日,陈寅恪夫妇带三个孩子携两位佣人,夹杂在难民中间,奔赴长沙。11月20日夜间抵达长沙临时大学。因清华又迁云南,陈氏一家转道香港入滇。1938年春节前夕(按:《编年事辑》作春节,《年谱长编》作元旦,今取前者)抵达香港。4月22日陈先生独自赴蒙自,陈师母心脏病发,不能再走,家人留港,待了四年(按:至1942年赴桂林团聚)。西南联大又迁昆明,陈先生8月13日赴昆明任教。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陈先生为汉学教授,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6月1日陈寅恪致梅贻琦函分析“汉学教授”四字云:“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及哲学,而弟近年兴趣却移向历史与文学方面。离家万里而作不甚感兴趣之工作……”(《年谱长编》193页)夫子自道比学者所归纳之“史学三变”更为直截明白。但这次牛津之聘,如久旱之甘霖,同1929年陈先生却哈佛之聘不能相提并论;那次却哈佛之聘的胡适之现在不也在美国当大使吗?夏,陈寅恪离开西南联大赴香港,拟全家赴英。傅斯年对陈先生赴英的态度没有文献的记载,是不是如他后来所说“对陈之去留与决定,不支持也不反对”(详下),不得而知。陈先生运气不好,抵港后适值二战爆发,英国亦非平安之地,牛津也可能关门。9月,陈先生返回昆明。

1939年9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开办,地点设在青云街靛花巷内(按:之前为“中研院”史语所租用,今转给文科研究所),所长为胡适,时出使美国,由傅斯年代理所长,北大历史系郑天挺教授任副所长,陈寅恪为史学部导师。据邓广铭回忆,陈先生把这里称作“青园学社”,与傅斯年再度合作共事。就是住在这儿的时候,买到一颗红豆,引发了后来笺证钱诗、撰写《柳传》。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傅斯年失去支持。3月23日“中研院”第五届评议会选举新院长,选出候选人三名:翁文灏、朱家骅、胡适。最后胡适落选,朱家骅当选。傅斯年最怕翁文灏当选,而朱氏亦是老交情。评议会除学术人物外,亦多高官,为陈所不喜,此次赴渝自言“为投胡适一票”。7月,再度离开西南联大,准备赴牛津之聘。结果形势恶化,再度滞留。8月15日香港大学拟聘陈寅恪为客座教授。中英文化协会杭立武先生替陈先生致信清华,希望在此情形下,允许陈暂客座港大俟机赴牛津,而这段期间清华能“照支原薪,可共促其成”。梅贻琦8月24日复电云:“贵会借聘陈先生一节,本校可予同意,即作为陈先生请假一年。但关于薪金一节,敝校因经济不裕,且格于定章,碍难照支。”(《年谱长编》202页)陈居港生活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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