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学术领域最杰出的行政管理者，陈得遇傅，是其幸事。不过，由于性格原因，陈不能完全扑入傅与史语所之怀抱，与它相始终。但陈、傅这段友谊，催生了巨大的“学术生产力”，并不辜负那段因缘。
《傅斯年遗札》（全三卷）王汎森 潘光哲 吴政上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1455页，498.00元
傅斯年与胡适、胡祖望合影
1939年秋陈寅恪全家在香港
帮助与分裂
在陈寅恪拒绝傅斯年随史语所南迁的一年以后，卢沟桥事变发生。1937年10月，梅贻琦校长电命清华诸教授均赴长沙。早知今日，还不如随史语所南迁。陈寅恪如今的状况是，一方面，父亲散园老人绝食废药而死，父亲如此，儿子势不能居留北平于刺刀下苟活；另一方面，小女儿美延5月23日出生，南迁令发布时不足五个月，仍然是“软体动物”，不便播迁。陈寅恪料理丧事之后，毅然随清华南迁。
清华无可托之人，这一点在将来的日子里会看得很清楚。陈寅恪《书信集》里向傅斯年求助的信，大多写于此一阶段。
11月13日，陈寅恪夫妇带三个孩子携两位佣人，夹杂在难民中间，奔赴长沙。11月20日夜间抵达长沙临时大学。因清华又迁云南，陈氏一家转道香港入滇。1938年春节前夕（按：《编年事辑》作春节，《年谱长编》作元旦，今取前者）抵达香港。4月22日陈先生独自赴蒙自，陈师母心脏病发，不能再走，家人留港，待了四年（按：至1942年赴桂林团聚）。西南联大又迁昆明，陈先生8月13日赴昆明任教。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陈先生为汉学教授，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6月1日陈寅恪致梅贻琦函分析“汉学教授”四字云：“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及哲学，而弟近年兴趣却移向历史与文学方面。离家万里而作不甚感兴趣之工作……”（《年谱长编》193页）夫子自道比学者所归纳之“史学三变”更为直截明白。但这次牛津之聘，如久旱之甘霖，同1929年陈先生却哈佛之聘不能相提并论；那次却哈佛之聘的胡适之现在不也在美国当大使吗？夏，陈寅恪离开西南联大赴香港，拟全家赴英。傅斯年对陈先生赴英的态度没有文献的记载，是不是如他后来所说“对陈之去留与决定，不支持也不反对”（详下），不得而知。陈先生运气不好，抵港后适值二战爆发，英国亦非平安之地，牛津也可能关门。9月，陈先生返回昆明。
1939年9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开办，地点设在青云街靛花巷内（按：之前为“中研院”史语所租用，今转给文科研究所），所长为胡适，时出使美国，由傅斯年代理所长，北大历史系郑天挺教授任副所长，陈寅恪为史学部导师。据邓广铭回忆，陈先生把这里称作“青园学社”，与傅斯年再度合作共事。就是住在这儿的时候，买到一颗红豆，引发了后来笺证钱诗、撰写《柳传》。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傅斯年失去支持。3月23日“中研院”第五届评议会选举新院长，选出候选人三名：翁文灏、朱家骅、胡适。最后胡适落选，朱家骅当选。傅斯年最怕翁文灏当选，而朱氏亦是老交情。评议会除学术人物外，亦多高官，为陈所不喜，此次赴渝自言“为投胡适一票”。7月，再度离开西南联大，准备赴牛津之聘。结果形势恶化，再度滞留。8月15日香港大学拟聘陈寅恪为客座教授。中英文化协会杭立武先生替陈先生致信清华，希望在此情形下，允许陈暂客座港大俟机赴牛津，而这段期间清华能“照支原薪，可共促其成”。梅贻琦8月24日复电云：“贵会借聘陈先生一节，本校可予同意，即作为陈先生请假一年。但关于薪金一节，敝校因经济不裕，且格于定章，碍难照支。”（《年谱长编》202页）陈居港生活窘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