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欧立德像：刘筝 绘
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于阗文木牍，是关于买卖奴隶的契约文书。
隶属满洲镶黄旗的法海用满文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请安，雍正用朱笔将aha（奴才）涂去，改作amban（臣），并批示说：“此语得体。”
10月22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一场题为“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的学者对话。葛兆光、欧立德教授作了主题发言，汪荣祖、宝力格教授随后作了评论。由于欧立德教授是“新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而汪荣祖教授则堪称中文世界最为知名的新清史批评者之一，在这次对话当中，新清史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之后，汪荣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11月1日举办的《史林》讲坛上，再一次对新清史提出严厉批评。这使得本来已经平息的围绕着新清史展开的争议，再一次出现在了公共舆论场当中。11月10日，欧立德教授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正面回应了有关新清史的种种争议。
我曾经采访过狄宇宙教授，他本人谈及新清史研究时，认为“‘新清史’是各类舶来学术观点的混合物”，是亲近欧洲、日本旧有的清史研究传统，并没有开创什么新的清史研究流派。您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观点？
欧立德：我跟狄宇宙教授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与内亚之间的关系的话，这方面很多的文章和书籍都是日本学者写的，尤其是二十世纪前半期。德国学者也是，另外也有俄国的学术传统。当然，我没有全部都读过，但是读过其中相当一部分。我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其实我第一次认识狄宇宙教授就是在日本，我们两个人当时都在东京外国语大学跟随冈田英弘教授学习。所以，我想他肯定知道我和其他搞新清史研究的学者都很看重日本这方面的研究，我在自己的书里也提到了我受日本学者的启发有多大。仔细看我的书和文章就会发现，我在注释里面引用了很多日本学者的研究。这些事情我从不掩盖，相反，我对此感到骄傲。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研究都非常优秀，成就很大。
关于新清史并不“新”这一点，至少就我自己而言，我从来没有说过新清史研究是空前的，也不会认为，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要强调内亚史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相反，我倒是一直强调，这种看待中国和内亚之间关系的视角，是受了很多学者包括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西方的学者如伯希和、拉铁摩尔和傅礼初都对我有影响。但凡是学院中人，没有谁做学问不受前人影响。如果有人批评说，新清史受到其他学术传统的影响太大，我想，这算不上什么批评，这只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不过，说新清史不外乎是重复以前日本学者或德国学者已经做过了的研究，恐怕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就迪宇宙教授自己的一篇文章而言，把大清国在内亚边疆的政策和制度看作带有“殖民地”（colonial）的性质，那就是“新清史”在发挥作用，前辈日本史学家很少会提到这样的分析。片冈一忠也许是个例外。
关于新清史研究和日本学术传统以及中国学术传统之间的联系，能否请您深入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