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想象动物的方式,即:解除动物的熟悉性和切近性,使其保持为一个“陌异他者”。尤其就家宅动物而言,首先,它应拒绝承载任何文化含义,拒绝被归类,拒绝被概念化和种属化,它应是独一无二的;其次,它应没有任何归属,不是“我的猫猫狗狗”,它逃脱“我”的权力,抵抗“我”的占有和支配,使自己保持为一个无法破译的谜,使自己保持他性,与“我”建立起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只有成为“陌异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一条狗的使命》剧照
它们能承受苦难吗?——论人类对动物的暴力
如上文说言,《一条狗的使命》中既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情互动,又揭露了当今社会人对动物的暴力。在当今社会,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同情与暴力并存。如何制止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呢?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哲学家边沁(Bentham)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说道:
或许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腿的数量、皮毛的状态、骶骨末端的状况等不足以使人们将这样一种可以感知的存在者抛弃,听凭其落入悲惨的境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描绘出那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呢?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吗?或者是谈话的能力?……问题的关键不是它们能否用理性思考,不是它们是否能够交谈,而是它们是否能够承受苦难(can they suffer)。
传统形而上学普遍从理性(或语言)角度来规定人类生命和动物生命:人是有理性(语言)的动物;动物则没有理性(语言)。理性(语言)能力成为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将动物降格为纯粹的物(mere things),对待它们的方式十分粗暴。边沁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动物“是否能够承受苦难”。在边沁看来,动物是“可以感知的存在者”,因此,人们不能“听凭其落入悲惨的境地”。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动物解放》一书中将边沁的这段话作为整本书的核心论点。他指出,为动物进行辩护的底线是感受苦难(快乐)的能力,换言之,一切有感知能力的存在者都应被纳入道德考虑的范围之内。辛格着重探讨动物感受快乐或痛苦的能力,他从这一标准出发,扩展了人类道德考虑的范围,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根本上说来,他的这种探讨方式采取的仍是排除机制(将无法感受快乐或痛苦的存在者排除在外),并未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传统形而上学便是从“能力”角度来区分高级生命和低级生命)。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传统的饮食文明的国家,因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衍生出了与众不同的饮食习惯。如果论起中华美食来,岂止是没有一只鸭能够活着离开武汉,简直是没有一种动物,能够活着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