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不仅展现了人类与狗之间的温情互动,还揭示出当今社会人类对狗的暴力行径。如果说狗对人类的爱是该影片的显性线索,那么人类对狗的暴力则是该影片的隐性线索。狗的第一世是在流浪动物收容所度过的,还未来得及感受这个世界便被人实施了安乐死。其实导演兰塞·霍尔斯道姆在《忠犬八公的故事》(Hachi,2009)中便曾触及这一问题,影片中,男主人公帕克在火车站救助了一条秋田犬,妻子拒绝养狗,帕克不得不将狗送往流浪动物收容所。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说:“这里狗满为患,这些狗只能呆两周。若两周内没有人领养它们,便会被实施安乐死。”一些狗比较幸运,在两周内被人领养,找到了新的家庭,另一些狗则被处以安乐死。2016年,台湾某一动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员简稚澄服用狗安乐死药物自杀身亡。她因热爱动物选择了这份工作,她努力救助流浪狗,帮它们寻找好的归宿,可是她又不得不给无人领养的狗注射死刑。内心的痛苦和外界的压力(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对她进行了人身攻击)使她走上了绝路。此处值得深思的问题不是收容所的安乐死政策,而是“为何收容所里狗满为患”,归根结底是因为狗主人的遗弃。
狗的第二世“贝利”自出生后便被关在狗笼子里等待出售。影片中,狗市的老板带领顾客“视察”一排排关着幼犬的狗笼,为顾客介绍狗的品种和习性。这个细节揭示了当代都市人对家庭宠物的需求以及宠物的过量繁育。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通过人工的手段让动物无限制地繁殖,以供人类利用。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先人看来简直是魔鬼般的行动。由于无限制的繁殖和延长动物的寿命,造成了物种的过量,破坏了它们原有的、适宜自身发展的生长规律和生活方式。”“贝利”就是过度繁衍的结果,它的出生是为了迎合宠物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如果说收容所对动物实施安乐死是为了“使其死”,那么狗市对狗的无限制繁育则是为了“让其活”。无论是“使其死”还是“让其活”,都表明“动物已置于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征服和掌控之下”(德里达语)。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传统的饮食文明的国家,因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衍生出了与众不同的饮食习惯。如果论起中华美食来,岂止是没有一只鸭能够活着离开武汉,简直是没有一种动物,能够活着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