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材质的赏功信物
金银，自古以来都是财富的象征。然而中国古代却很少用金银铸造方孔钱。翻开《史记·平准书》，清晰地记载着“金有三品，或黄、或白、或赤”，这里的赤金是指铜。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布圜钱，秦始皇统一货币为“半两”，直到清逊帝溥仪铸造的“宣统通宝”，中国人沿用了两千多年的铜钱。在古代中国的大多数时光中，铜钱几乎成为钱币的代名词。中国的铜钱曾被整船整船的运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成为整个东方世界的“通用货币”，行使着同今日美元一样的国际货币职能。中国铜钱与采用“打压法”制作的古代西方金银货币大相径庭。
唐宋时期，从文人笔记和史料中的一些零碎记述可知，宫廷偶尔使用金银铸钱，如“开元通宝”“宣和元宝”等，但主要用于赏赐、洗儿、撒帐等纪念活动，并没有成为主流货币。在著名的“宋嫂鱼羹”典故中，“遂命宋五嫂进其鱼羹，太上（宋高宗）食而美之，遂赐金钱十文，银钱百文，绢十匹”。这里，金银钱纯为皇家赏赐之用，并非通用货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李自成、张献忠钱币
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西王赏功”钱采用金、银、铜三等材质铸造，同样不用于流通。从钱文反映的钱币功能看，应是“西王”对有战功者的奖赏。
“西王赏功”钱币上的“西王”，无疑指代张献忠本人。其由来可追溯到公元1630年张献忠追随王嘉胤在米脂起义之时，曾自号“西营八大王”，是当时农民军中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1643年，张献忠入湖北武昌之后，“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次年，“遂进陷成都，……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西王赏功”钱当是张献忠用搜刮来的金银于此时所铸。
“西王赏功”钱分为金、银、铜三个等级，并非张献忠首倡。南宋时，金银钱币就曾作为义军凭信。据传南宋大将刘光世曾铸造“招纳信宝”钱，有金、银、铜三品，乃是当时招纳降卒用的暗号钱。“招纳信宝”钱传世数量极少，非常珍贵。后来，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初年定“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功制，明英宗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开始铸造“奇功、头功、齐力”三等赏功牌。张献忠在崇祯十七年入蜀后，“一应典章文物悉仿明制”，设立金、银、铜三等赏功信物时，并没有采用明代沿用二百多年的赏功牌，而是采纳了南宋“招纳信宝”的钱币样式。
除了钱币类的赏功信物外，上世纪80年代四川彭山曾发现流散民间的几件鎏金银牌（实为银箔），纵19.5厘米，边缘厚0.3毫米，上部为虎头形，下部略呈椭圆形，正中錾刻“赏功”两字，左下角还有“重一两”字样，据专家推测也与张献忠有关。
“西王赏功”收藏佳话
“西王赏功”既然是张献忠所铸的赏功钱币，其最初的发现却纯属偶尔，现在听来仍饶有趣味。
据著名川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回忆，第一枚“西王赏功”金钱在四川发现。光绪末年，一个叫张扫巴的人以八十文的价格在成都五洞桥一个摊位上无意中购得“西王赏功”钱币一枚。张氏不懂，狠狠地在地上磨了磨，发现露出黄灿灿的金色，欣喜若狂，便向友人炫耀此事。古玩商闻讯后跑到他家去买，却发现该泉已经被他熔化成了二钱金子，令人后悔不已。
金质西王赏功 上海博物馆藏 蒋伯埙旧藏
已知的第二枚西王赏功金钱现藏上海博物馆，为钱币收藏家蒋伯埙先生旧藏。蒋伯埙于1927至1932年在四川重庆邮政局工作时，在成都获得此珍钱，视若拱璧，精心收藏了三十多年，在1963年捐售予上海博物馆。其拓本曾发布于《足斋泉拓》与《寿泉集拓》二集之中。
银质西王赏功 上海博物馆藏 罗伯昭旧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