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

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是几代人的美好回忆。资料图片

竺洪波

按一般文学史常识，以书名“西游记”所标，表现“西天取经”母题的《西游记》理应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从“取经求法”的佛教题材上看，《西游记》则更有理由是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然而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西游记》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这一“反差”中隐含着《西游记》演化的机制与线索。

作为“伟大的中国故事”，唐代玄奘大师“西行取法”的事迹声震寰宇，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到两《唐书》、《高僧传》等历代史书均有记载，其远行五万里，穿越百余国，苦度十七年，所历艰险“百千难以备叙”。在民间，“西游”故事世代流传，滚动累积，直至沉淀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小说巨著《西游记》。

按一般文学史常识，以书名“西游记”所标，表现“西天取经”母题的《西游记》理应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正如《马可·波罗游记》和《鲁滨逊漂流历险记》。当然，从“取经求法”的佛教题材上看，《西游记》则更有理由是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然而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西游记》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这一“反差”中隐含着《西游记》演化的机制与线索，借用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的话语，属于“《西游记》的秘密”。

取经史实的神奇性神话元素

最早记载取经史实的是玄奘《大唐西域记》（辩机执笔）。大唐初年，国门未开，虽然历史上不乏张骞、班超、朱士行、法显等先贤的“通西域”之旅，但国人对西域的认知尚停留在想象层面。西域，狭义所指为我国西部领土，广义上则泛指包括今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玄奘《西域记》所指大约介于两者之间。查其西行线路图如下：

贞观三年（629）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偷渡玉门关。取新疆北道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出热海（凌山大清池，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来到素叶水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经二十四国到达北印度。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携带657部佛经，取道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尼泊尔，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驻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历两年回到首都长安。

行程5万里，历时17年。

因为地理、气候、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特殊性，《大唐西域记》所记西域见闻颇具神奇性，有的径直就是微型神话。如屈支国“大龙池”故事：

国东境城北天寺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性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闻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王欲终没，鞭触其耳，因即潜隐，以至于今。城中无井，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骁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城今荒芜，人烟断绝。（《大唐西域记》卷一）

这则人龙交合故事，一方面带有神秘色彩，另一方面也有道德说教的因素：因为违背自然本性，造成毁城灭族的恶果，字里行间体现着古代中华文明的道德准则，符合“再生态神话”的界定。

另一部重要史著是慧立、彦悰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取经归来，唐太宗特制《圣教序》予以表彰，慧立、彦悰为了美化师尊的人格、功绩，又在传记里加入了许多神话因素。如关于西行缘起：

法师出生也，母梦法师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为求法故去。”此则游方之先兆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仿佛玄奘取经是“承天命”，有神力相助。

又如受《心经》及《心经》的神奇作用：

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予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

常颂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惟念观音不得全去，即颂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这则故事被写进《西游记》，授《心经》主体改为乌巢禅师，但《心经》威力依旧，并且贯穿全书，成为《西游记》的精神之魂。

《法师传》记载玄奘取经史实最为详尽，梁启超曾在《支那内学院校本玄奘传书后》称赞其“古今所有名人传谱中，价值应推第一”，胡适则明确称其为“《中国》传记中第一部大书”（《〈西游记〉考证》），它的神话性描写，极大地强化了玄奘取经的“神话化”方向。

其他各类野史、笔记也多有神话故事。如刘肃《大唐新语》“摩顶松”神话被完整移植至《西游记》：

玄奘法师往西域取经，手摩灵岩寺松枝曰：“吾西去求佛，如可西长。吾归，即向东。”既去，其枝年年西指。一夕忽东方，弟子曰：“教主归矣。”果还。至今谓之摩顶松。

这些神奇性故事或直接进入《西游记》，或对《西游记》产生影响，从而催生《西游记》向神话小说发展。对此现象，胡适《〈西游记〉考证》称为“西游”故事的“神话化”；由于这种“神话化”开始在玄奘大师身前和去世不久，并且所产神话十分丰富，蔓延广泛，这种现象是极其少见的，故胡适又惊叹：“神话化之速。”

《取经诗话》：为《西游记》神话小说奠基

据目前资料，可知今存最早的“西游”文学作品是无名氏的俗讲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正是它既有的神话品质为《西游记》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关于《诗话》的产生年代，学界向有不同意见。王国维以《诗话》卷末（款一行）“中瓦子张家印”判为“宋椠”——其创作和成书在两宋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鲁迅则以为系“元人撰”，属“元椠”（《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根据语言规律前推为北宋，近来更有学者大幅提前断为“晚唐五代时寺院俗讲的底本”（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上述意见，无论哪一种都要早于现存明代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和《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其作为最早的“西游”文学作品，殆无可疑。胡适视其为《西游记》的“祖宗”，鲁迅称其为《西游记》的“先声”，一致肯定《诗话》对《西游记》的影响，诚为信论。仅就神话渊源而论，《诗话》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首次加入神话人物。

最重要的是首次加入猴行者，替代玄奘成为作品主人公，直接奠定了后世《西游记》神魔小说的性质。

这位猴行者是何许人物？胡适《〈西游记〉考证》指出其特征有四：1、他（猴行者）知道玄奘曾“生前两回取经，中路遭难”；2、猴行者现白衣秀才相；3、花果山是后来小说中有的，紫云洞后来改为水帘洞了；4、“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一句应理解为“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作为神话人物，他人、神、猴三位一体，身世奇特，神通广大，其来源当在民间西王母神话。他一出场，玄奘便退居次席，由他担当主角，诚如《诗话》第二节玄奘答谢诗所说：“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贤。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显然，猴行者正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原型。

另一神话人物是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他曾邀请三藏法师在天界水晶宫讲《法华经》，作为奖赏，赐隐形帽、金镮锡杖、钵盂三件法宝，并叮嘱“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当有救用”。取经途中，玄奘法师果然屡试不爽，仗其神力，成全宏愿。

由于猴行者等神话形象的加入并成为主人公，直接影响到《西游记》内容和结构的变化。玄奘是得道高僧，然终为凡人，以人的思维方式感受世界，所以取经途中所见所闻不过是西方异域之道里风俗，所历险难也不外穷山恶水、荒地野林、狂风沙漠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毒虫猛兽（偶尔还有盗贼歹徒）的危害，以及缺粮断水、餐风宿露之艰难。而猴行者的出现，一举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现实局限，他亦人亦猴，亦仙亦妖，他年龄有二万七千八百岁，“九度见黄河清”，早年（八百岁时）因偷吃王母蟠桃“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这样的人物必然有其自身超越常人的生活逻辑：他能腾云驾雾，变化作法，故而恶劣的自然灾难不足以成为他的对手，必须引入妖魔鬼怪；为了保证取经成功，他到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水晶宫求得护法之宝隐形帽、金镮杖、钵盂各一件，这就使作品引入了神；要之，由于取“法”乎上的原则，一般的所谓得道高僧也只是精通佛理而已，既不能长生，又无诸般神功可言，在猴行者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何足道哉！所以取经的对象必须是一位端坐云中、若即若离、至高无上的佛主，而决非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大师可以担任。这样，神、佛、魔三者齐集，作品的内容和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完全纳入了神话小说的轨道，并直接开启了后世伟大的神话小说巨著《西游记》。

其二，开启降妖模式。

玄奘取经，历难无数，史载称“百千无以备述”，《西游记》作九九八十一难，历难的主体和主要模式是降妖伏怪。而这无疑是以《诗话》为首见。因为今存《诗话》有缺佚，具体历难数无法统计，比如叙深沙神（《西游记》沙和尚原型）之第八节缺前半节。后面深沙神出现时已皈依佛教，并化为金桥，助唐僧一行渡过深沙河，这就很难确定该事算不算一难，深沙神算不算妖魔。现在可以确定的历难故事为树人国遇妖术、火类坳遇白虎精、九龙池遇九头鼍龙。

这三难数量虽少，但意义远大。首先，它将历史上玄奘所历“此等危难，百千无以备述”的情形拟人化了，演化为生动、形象的神魔故事，将历难对象由恶劣的自然条件转变为妖魔鬼怪。其次，这三个除妖故事也为后世《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基本类型，其中树人国一难小行者被施加妖术化为驴子推磨，猴行者又将妖人之妻幻化为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伴”，直接启发了《西游记》中的各类相生相克的争斗变化。火类坳一难写猴行者钻入白虎精肚中，致其裂肚而亡，则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拿手好戏钻肚术如出一辙。过九龙池遇九头鼍龙时抽龙筋、拔龙须诸般故事，与《西游记》中的龙宫龙王情节显然有着内在联系。应该说，九九八十一难正是从这三难中化生出来，是受其启发，进行不断丰富、扩展的结果，胡适认为它是《西游记》唐僧历难的主要来源和缩影，确乎是言之成理的。

宗教神祇的加入

玄奘取经是佛教事件，而佛教的诞生标志——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即有神话特征，其余割肉饲鸽、鹿苑初转、祇园讲说一类故事则是纯粹的神话。如“割肉饲鸽”故事如下：

一只小鸽被饿鹰追逐，逃匿到尸毗王（即佛身）怀中求救，尸毗王对鹰说，你不要吃这小鸽。鹰说，我不吃鲜肉就要饿死，你为何不怜惜我呢？尸毗王于是用一杆秤一端称鸽，一端放同等重量的从自己腿上割下来的鲜肉，用自己的血肉来换下鸽子的生命。但是很奇怪，把整个股肉、臂肉都割尽了，也仍没小鸽重。尸毗王竭尽全部气力把整个自己投在秤盘上，即以自己的生命和一切老作抵偿。结果大地震动，鹰、鸽不见，原来这是神来试探他的。（引自李泽厚《美的历程》，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1页）

其中有故事，有寓意，与神话一般无异。而且佛教不仅有佛祖神话，还有佛母、菩萨、罗汉、护法神等大量神话故事，正是它们构成了《西游记》完整的佛教神祇系统。

道教也是如此。从道家始祖老子开始，就与神话相缠夹。《史记》记载老子西出函关，“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给后人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作《老子化胡经》，或称“老子一气化三清”，形成三清崇拜，老子神话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由此演化为诸天、三岛、十洲、五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组成的恢弘神奇的神话（神仙）世界。

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西王母神话。

西王母的形象出现很早，但初具神话形态的是竹简《穆天子传》：

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亓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转引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在这则神话里，出现了人神对话，或谓唱和，开启了神人相遇和交往的神话母题（模式）。

值得注意是，神话老子和西王母都在《西游记》得到了发挥。老子化身为太上老君，玉帝最高贵的嘉宾，西王母转升天庭“第一夫人”，瑶池为天宫一景，槐树改为更有道教仙气的桃树，从而造就“蟠桃胜会”的传奇。

还有，因为佛道两教相互交织和转化的原因，一些宗教故事成为佛道两教的共同神话。比如地狱原是佛教的阎罗世界，后来为道教借用，与天庭、龙宫、神窟一起构成道教四维神话世界。

宗教，是现实的反映（抗争和逃避），神话，则是远古先民对自然力的是想象和拟人化，两者在对世界的认知上具有共通性，所以宗教人物被神化，成为后来再生型神话——例如《西游记》——的内容来源。

中国小说的发展线索

《西游记》最后以神话小说定型，还与中国小说的发展规律有关。小说的最初源头在神话，明清神魔小说（神话小说）的直接源头在六朝、唐宋志怪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辟即置“神话与传说”专章（按全书序号为第二篇，但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属绪论性质，“神话与传说”实为小说史第一篇。引者注），明确指出神话“实为文章之渊源”，而且还是世界文学的普遍规律：街谈巷语（小说）自生于民间，故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根本，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至于志怪小说，如宋定伯捉鬼、刘阮遇仙等故事其实就是神话，鲁迅将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列为明代小说两大主潮，将《西游记》与《金瓶梅》分列为各自的主要代表作，正是看到了它们与六朝以来志怪、志人小说的继承关系。就是说，从远古神话传说、六朝以来神仙志怪小说，发展为大部神话小说《西游记》，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必然规律。

恩格斯说过：任何一个历史事变都是“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影响而产生的，即是说，任何偶然的因素都将最终影响到必然的结果。（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玄奘取经史实的神奇性特征、《取经诗话》的神话指向、宗教神祇的加入，以及中国小说的发展趋势，对于《西游记》作为神话小说的定型，都是偶然因素，但它们的综合功能构成了中华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宏观背景，最后影响了《西游记》千年演化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西游记》以神话小说定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代表着我国神话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型”，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结合中华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宏观背景，考察《西游记》几近千年的漫长演化史实际，可知《西游记》以神话小说为最后的文体定型、昂首走向“神坛”并非偶然，具有多元化、综合性原因，它是中华大文化的产儿。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