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老王还是一位拓碑大师。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跑过很多地方，见了他竖起大拇指。
老王的事迹包括：大概十多年前，省里派了位五台山的拓碑僧人前来拓制12块碑，老王去当助手。拓碑那天，老王耐心地配合完成了第一块碑拓后，委婉地对僧人说，师父你先休息休息！而后毫不费劲地把其余11块碑拓迅速完成了。
另一件事迹是一块历史价值极高的《唐平淮西碑》，因裴度的功绩、韩愈的文章、祁雋藻的书法被称为“三绝碑”。老王完整无缺地拓下来，还赠送了外宾。
40多年来，老王拓过的石碑有两千余块，拓片上万件，仅2013年就为县志办拓印碑碣200多块。
六
老王最初的装备是一个包，发现拉链碍手碍脚影响展示速度，改成了篮子。外出搜集材料时里面装着笔记本、录音机、寿阳文化报，自办刊物《冬花》；下乡辅导时装演唱材料、歌曲、竹板、扇子；拓碑就装拓碑全部工具；接待领导和游客时装祁氏资料、小喇叭；下乡写标语时装板刷、涂料、石炭粉；有时还为他包的村送农药和玉米健壮素。
老王的篮子。
我问文化站有多少经费，他说都在乡政府账上，一分钱拿不上，“我们用一本稿纸还得让人家扯半本”。经费等于没有，“一开始没有，后来有了咱也管不了，人家花”。
正如1984年那份国务院关于文化站的通知中所写：“有些地方对文化站的性质、任务和隶属关系不明确。例如有些基层领导同志不知道文化站是干什么的；有的认为办文化站是上级文化部门的事，与己无关，因而对文化站不予领导，不予支持。”
去培训，领导在台上讲：你们回去给当地领导当好参谋。老王后来深刻地反省到：可不敢给人家当好参谋！当好了参谋，素质低的领导会说：好家伙，你的素质比我还高？给你打下去。
有一次老王搞了个比赛，又是象棋又是乒乓球，器材都是借的，红红火火，领导看了挺满意，后来才给了经费，发了奖品。村民说：你没有经费就敢搞这么大的活动？
老王把他的经验归纳为先做工作，引起重视。
“文化站的专职人员的编制无着落，待遇低，队伍很不稳定。现在文化站的专职人员，除极少数是国家或大集体编制外，绝大多数都是拿生活补贴的人员。”1984年后，他们才予以转正，不再是农民身份。这与白老师的一封信有关。
最近两三年，又一个变化产生了。以前不分公务员和事业编，分开让事业编的人灰心丧气。老王想，我们也干国家的工作，为什么成了二等？定工资都先给公务员定，事业编靠边站，今天给你改，明天让你退。
老王花钱精打细算，当年都是三十多块钱的工资，家底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他有七八千块的现金不存进银行，藏在了电视旁的花瓶里。家里一直有来看电视的人，一天钱没了，被拿走了。“就在炕头上放着，能不被拿了吗。”白老师叹气。
七
白老师在车上给我讲述他给赵紫阳写信的由来。
白老师与老王际遇不同，只在乡文化站干了一年的站长，就被县文化馆挖走了。后来一干37年，就做了20年的馆长。
白长生老师是我此行寻访的指引人。
最早文化馆不认识白老师，发现某村宣传队报的节目特别好，问是谁编写谁排的，因为白老师出身不好，队长每次都说集体创作的，馆长说集体也总该有个主要的人吧，到村里访问，各种打听，发现创作、乐队都是小白组织的，这才挖走。
担任馆长期间，白老师挖掘整理各类民间文艺，终年行走在乡间，申报和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33个，编写非遗系列丛书120万字，直到退休。这样的事业是个人式的、爱好推动、不计报酬的，当白老师退休，他带领乡村文化记忆采风小分队，工作继续进行。
退休的他开车风格依然十分生猛，在尘土飞扬的迂回乡间土路上娴熟转弯。他向我感叹，当年赵紫阳给他的回信应该留心保存，那时信在晋中地区文化局，现在不知在何处。
1978年，全国只有文化站三千多个，到1982年底，全国已建立农村文化站三万多个，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社办公助”的公社文化站，国办站只有四千多个。以文化站为基础，全国已建成初具规模的农村文化中心六千多个。
可是，站长的收入每月还是三十元左右，又没有什么福利待遇，特别是当许多民办教师已经转正，对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很大。
无法转正，白老师打算给赵紫阳直接写信。1984年，当时正在晋中搞文化干部培训，中午吃饭时白老师拟好了信，复印多份，问大家：你们谁同意签字就签吧，结果哗啦啦一下都签了。此前的21号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的，提到六五期间各乡镇都要建立文化站，文化辅导员要转正。白老师把这样的句子抄在了信上。
这封信由白老师寄出去，同时寄给了省里、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赵紫阳回了一封给晋中全体文化站辅导员的信，半年之后，解决了转正问题。
后来在网上，我搜到了一份1984年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关于当前农村文化站问题的请示的通知》。白老师告诉我，他没见过答复原件，但当时反映的内容就是这些。时间上他们向上反映在这个之前。很有可能就是在答复晋中地区那个信件以后，很快由文化部形成这个文件的。“谢谢你的挖掘”，白老师这样说。
1984年，又涌现出一批文化站。1990年，县里普及了文化站。之后各乡都有了文化站编制，县里便不再申请文化站编制了。但是27年后，人员调动、提拔、退休，原先的22人只剩9个，人走编制走，至今仍然补不上。
文化站凋落，有人退休，有人改行升迁。白老师曾敦促老王们赶紧得到文凭，评职称用，他们却没意识，没这么做，到后来基层一级都没评上。
专职的没有几个了。现在由大学生村官顶替，“管农机的村官把文化也管上吧”。
农村文化活动趋于形式化，人们再也难以回想起当年的文艺青年怎样带着热情和执着，跳着左权小花戏、唱着山西梆子，组织群众，鼓舞人心。农村社会关系变迁，新的娱乐方式是压倒性的，历史渐行渐远。
白老师开车几十公里山路带我去看了另一位基层文化工作者老郭的竹马。竹马戏是一项省级非遗。
他们为了我的到来要专门演一场，让我极其惶恐。
村民放下农活前来演出，将不会得到任何报酬。我说不用演了，聊聊就好，可我们到来时村民已经在画脸。老郭临时召集来了他的女儿、徒弟的女儿和一位初学者。几年前是女儿新婚，为了排一部竹马戏，他恳求女儿推迟怀孕一年多，“现在找不到人干，干着干着都不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