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唱戏,身后伴奏的居然是小提琴而非板胡。
1979年乡文化站建站,老王以为可以名正言顺地干文化了。但发现领导并不真的安排工作,纯属自发。“文化工作是个软实力工作,乡镇一级更不重视。”乡镇只抓经济,抓生产。
“有些人去了文化站,觉得有了平台继续高升,开始跑官,我是好好做工作,等待领导提拔。工作不干,汇报得好,就被提拔了,工作干得多,不好好地汇报,谁提拔你?结果就是个这样。我们同行里现在有干了正局级的、副局级的,很多。白老师经常说我,谁像你一样,每天搞群众文化。”
虽然文化站每个月只有二三十块钱的工资,老王每天需要严格按照时间表上下班。
情境是两头为难,这是文化站被双重领导的后果。到县里开会,人家问文化工作搞得怎么样;到了乡政府开会,人家问的是今天的中心工作生产抓得怎么样。
老王作为文化站站长,需要骑着自行车下乡。大雪中,老王在路边写标语,动员群众进行农田建设;在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工作做得再好,计划生育不达标,什么都评不上)的年代,计生工作也是大头,老王下户动员做手术,完成指标;文化工作反而要自己挤时间找着干。
还不仅仅是写标语宣传,老王自己也得参加劳动。“群众干活,你不能站着看吧。”还不管饭,老王得拿着自己的粮票和钱到村民家里,今天中午在这家吃,明天中午在那家吃,不能白吃。
在乡政府就要归乡政府管,最形象的形容是“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不管多少工作,就这一根针干。
四
尽管如此,老王搜集资料的足迹遍布26个行政村,30多个自然村。
他还走出了这个范围,全县跑,有时甚至出县搜集资料。老王搞“祁氏文化”,见了老汉们三句话不离问祁雋藻,这些老汉现在很多已经去世。
老王不放过出来跑的一切机会。1984年,县里文管所成立,老王和所长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寿阳县的山川村寨、古庙古寺。后来县里搞碑碣艺术节,老王迎来了第二次机会,全县的古庙、坟地、村庄,到处去。老王寻找祁雋藻资料的事迹在全县闻名,不少人纷纷凑来献宝,提供线索,老王自费前往。有一次,一个乡政府干部和一个电工着急地说,赶快来吧,在平村二十多里地的荒岭发现了祁雋藻的碑,当时是大伏天,老王闻讯骑上自行车,两个小时赶了过去,他们哈哈大笑,结果是一场捉弄。
有时关于祁雋藻的一个故事很多年才能配到一块,每个人讲的都很零落,老王要寻访多人,才能找到完整版本。老王跟我说:“人家是跑官,我是干这个了。”
老王为文管所祁氏故居搜集抢救了上百件文物,一次为文管所拉回祁氏牌匾,吴所长往保险柜里放时说:“不要看你给所里搜集了这么多东西,领导来了是我拿出来给看呀。”
老王:“你快入库吧,现在中午两三点多了,还没吃饭呢。”
吴所长表示今天中午可以管饭,到了对面的饭店,一盘炒饼,一瓶维尔康,“这就是这么多年文管所对我的回报。”
文管所的吴所长后来被文化部表彰成了“国家文物卫士”,还印在寿阳年鉴上,因先有文化站,后有文管所,老王知道后,觉得自己也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文物卫士,把这个称号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
树大招风,这个称号招来了小偷,撬坏老王家的门锁、柜所,东西翻了一地,没找出一件文物。
五
每个乡间破庙都在等待保护,届时壁画也可能得到修复,“排队排不到”。当地最大规模的唐代的庙拆于学大寨时期,目前这一带还存留着宋代的庙,而明清的最多。老王带我们看更多的文物。
在把人颠出馅的乡间土路上,一重重山峦涌到眼前,夕阳把裸露的黄土高坡涂成更红的颜色,低洼的地方则绿意盎然,提醒人们,这是山西的六月,初夏已至。夕阳下的白老师和老王毛孔毕现,老王看着车窗外沉醉地说:“咱们北方,清明一过,一天比一天好看。”
“一立秋,就完蛋了。”他接着说。
老王本来要借古庙的钥匙,忽然传来喊他的声音,他手搭凉棚去看。
我们还赶上了一次挖掘现场。远处几位村民呼喊快来,正要叫老王来这个村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