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回忆我眼中的武生巨擎高盛麟先生
回忆我眼中的武生巨擎高盛麟先生
作者：福星楼主（胡剑峰）
50年代末，我在武汉读中学，住在汉口民生路附近。有一天到同学罗礼康家学习，在离同学家不远处，看见一位大概40左右的人，个子不高，身穿蓝色卡其中山服，头戴蓝色工人帽，推着旧自行车，龙头上挂着那时候的黑包，同学跟我说，看，这就是高盛麟！当时就觉得：啊，这就是高盛麟？！原来台下是这个样子。从此，就格外关注他了。看他的戏也就更上心了。
后来知道，高先生也住永康里，与我同学家斜对过，后来也知道他与陈鹤峰先生住隔壁。当时觉得，同学与这样的红角住一起，简直不胜荣幸之至！
以后与同学看高先生的戏就多了，总觉得他在台上威风八面，举手投足，都是那样帅，那样美极了。当时武汉京剧团名角虽多，但高百岁年纪大了，演出不是很多，陈鹤峰又调戏校，所以剧团水牌大轴上，经常是围绕高先生为主，除了经常演出《挑华车》、《艳阳楼》、《洗浮山》、《铁笼山》、《连环套》、《一箭仇》、《长坂坡》外，还不断排新戏，如《文天祥》、《郑成功》、《闯潼关》……当时剧院上座一般七成左右，只要高先生演出，基本是一票难求。到了60年代，剧场外面，经常有人拿着钱等“飞票”，真不亚于现在的追星。
晚上散了戏，我们等在剧院侧门口，看高先生走出来，依然是那样身穿蓝色卡其布中山服，头戴蓝色工人帽，推着自行车，挂着黑包而去。
到了60年代，我们多读高中了，看戏也从看热闹到略窥门径。此时，高先生从50年代中偶演老爷戏，已经是大演老爷戏了，看他的关戏特别过瘾！他个子不高，有威；嗓子偏左，有味儿；眼睛不大，有神！上海、湖北、武汉戏迷都称他为“活关公”，把他的关公剧照画当“年画”贴在家里甚至成为了时尚。
这段时间，有不少京剧武生名家到武汉演出，基本上没讨过武汉观众的好，（64年左右吧？中国京剧院原定由李少春来汉演出，李不肯来，才换了钱浩梁），证明了武汉观众对高的偏爱。
高到北京走马换将，我们随时关注北京、天津的报纸，关注高先生的演出，看到高先生轰动京师，就一样高兴。看到厉慧良停演从天津赶到北京观摩，就好像是武汉戏迷的骄傲。下半年高先生领衔到上海演出，也是他回到他解放前的演艺之地，新民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连编累牍报道，不少观众从香港过来观看！后来应香港观众要求，经文化部同意，高先生率团赴深圳为香港观众（不少是解放前从上海过去的）演出，此次，广东名画家关良为其画了不少剧画，陶铸指示要把高先生的《走麦城》拍成电影（后因文革作罢，可惜）。
到了文革时期，京剧团的“三名三高”统统进了牛棚了，高百岁先生甚至被迫害至死，高维廉跳楼伤残，后来听说由于谭元寿率样板团到武汉演出，回京出面向有关方面请求，高才得以放出，我们也在剧场看见他，不过不是在舞台，而是在楼上打字幕。那时候，高先生面色黝黑，穿着半旧军装，没戴帽子，不高的个子，小小的手，目不斜视，认真极了，我们在旁边只有替高先生感到悲哀。
后来他们全家到了北京，离开了武汉，就再也没看到过高先生在武汉的舞台演出了。
再次见到高盛麟先生消息的时候，大概是72年左右了，从武汉调他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反正从那时候起，高先生可能被上面有关重要领导青眼，经常出现在比较重要的场合，甚至在重大节日，作为京剧艺术界的代表，也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也经常在一大版长长的名单上和其他诸如浩亮、袁世海、杜近芳等同见诸报端，从当时来讲，还是给了高先生较高的政治待遇。
窃以为，这可能与高先生几件事有关：
一来高先生有真玩艺儿容不得轻视，得到了当时京剧界内外重要人士的认可；
高先生的武生艺术，是宗杨为主而兼融盖、麒之艺，是极少较好地融合了南北武生艺术、能独步一时的艺术家，他在武汉多年，已然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艺术。同时身为副团长，头牌挑粱，有一定的艺术地位和政治地位。而且60年代前后，在艺术上也指点过当时不少样板戏的优秀演员如钱浩梁、谭元寿、俞大陆、叶金援等，在北京上海都有高先生的艺术知己，也可能学校在武戏方面要借重高先生的艺术水平和艺术经验；
二来高先生是从解放后才改变了他解放前潦倒不堪沦为班底（当时一起的班底还有裘盛戎、芙蓉草、苗胜春等老几位）的宭境，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才焕发了艺术生命；这是与其他同时代名演员最明显不同的地方。
解放前，高先生跟大多数演员一样，抽上了鸦片烟。当时有句话，叫不抽烟不过千（大洋），结果高与裘盛戎这对难兄难弟，对吹大烟，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行头当光，演出时敷衍了事，穿着棉裤唱《挑华车》，有时演出连眼都未睁，所以从头牌武生沦为二、三、四牌一直到班底。
麒老牌50年在武汉组织中南京剧团，把高带到了武汉，高先生在政府帮助下，戒了大烟，才重新恢复了艺术生命。他是感激政府的，政府也看重他。他选择留在了武汉，也是在武汉，他的艺术有了质的升华。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也多次在武汉欣赏过他的演出；湖北、武汉的观众更是狂热地崇拜他的武生及关戏艺术；
62年高先生领衔到北京演出，轰动京华，叶盛兰带着叶少兰看了他的所有演出后，连连叹道：“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又重新翻身了！”而叶少兰则在几十年后，还在《戏曲人生》里跟姜昆回忆说：“当年看高先生的表演，嘿，那身上那真叫漂亮！美极了！帅极了！”赞叹不已。
三来可能与高先生为人一向低调有很大关系。无论在上海，在武汉，在北京，他给人印象都是低调、谦虚，没有一般大演员的架子和不良习气，救场、打下手、演小猴子、做配角，都无怨言，对同事、对观众任谁都是笑容可掬。
记得当年在武汉，文革时期，如关正明、高维廉等武汉名家就因为个性太张扬，派头十足，吃了不少批斗围攻苦头。我们当年散戏后在民众乐园后门围着高先生时，他总是笑眯眯说，好，好，谢谢，谢谢！如果碰到关正明，他基本上是不理不睬，扬长而去。
80年代初，上海王正屏到北京，看望了他师父（裘盛戎）的好友高先生，同时请求说，如果此生能与高先生在北京合演一场《连环套》，那将是他很荣幸的事。高先生马上说没事啊，你跟学院联系好，我这里没问题！
81年，在天津举行侯喜瑞舞台生活八十年纪念演出，其中《战宛城》是第一次恢复演出的老戏，侯老特邀高先生主演张绣，说你过去和我演，这次可带着我的徒弟国林啊。高先生二话不说，立马赴津，当时由高先生饰张绣，袁国林饰曹操，陈永玲饰邹氏，尚长春饰典韦，堪称一时典范，演出获得极大成功。
82年冬，张世麟到京演出，邀高先生见面，高到了剧院后门要进去，看门人不认识高先生，拒绝进入，这时有认识的的人赶快喊来了张世麟，张要高进去，高笑说，算了，咱不能坏剧场的规矩不是？就在寒风里，两位老先生聊了很久，只到下半场张要扮戏了，两人才分开。
76年，为毛主席拍了大量京剧片，有人说，这批影片，最有价值的就是录了高先生的几部剧目，留下了珍贵的艺术资料。
79年以后，艺术大学戏曲学校部分改制为中国戏曲学院，高先生作为教授担任了学院艺术顾问，工资为不设级，一直勤勤恳恳地担任教学工作，为弘扬京剧武生艺术授课说戏并示范演出。有次学院教授王金璐演出《八蜡庙》，头天在演出时不小心摔伤了，第二天不能演出，但票已售出，学院和剧场赶快联系在外休假的高先生来救场，高先生立马赶回，第二天演出大幕拉开，观众一看换了高盛麟，哇！起立鼓掌啊，他事后说，要感谢观众，有人喜欢看我的演出，更有人喜欢看王先生的演出才买票的，所以要请观众原谅才对！
高先生直到85年重病住院，还对去看望他的学生、徒弟在床上坚持说戏，说急了，就下床在病榻下做示范，使先后前去的丁震春、刘子蔚等人到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感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