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巨变的时期，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来记录人文主义价值的崩塌。《堂吉诃德》完成的十七世纪初，正是西班牙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人文主义的思潮让文学家们在作品中格外关注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同时宗教改革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也让固有的价值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骑士的完美人格，折射的就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文艺复兴初期，这曾是欧洲的主流思潮。这种价值观的集体崩塌不是个人的，而是星火燎原般在欧陆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成为集体的精神危机。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境遇的注解，而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我是堂吉诃德》则是编剧罗伊·陈对《堂吉诃德》讨论的母题于今时今日的注解。但不同于《堂吉诃德》将客体世界具象化为广袤的天地，《我是堂吉诃德》的客体世界，仅仅是一隅小小的牢房，所施加的强度和压力却不亚于原著小说。
以《堂吉诃德》为蓝本的诸多作品，截取的常常是小说中冒险部分的故事主线，发挥的是小说原作的娱乐功用。而《我是堂吉诃德》不但捕捉到了塞万提斯原著丰富的层次，并且借由这部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小说奠基之作，让剧中的人物与当下的观众实现共鸣。导演用了许多颇具想像力的手法，来表现两位疯狂迷恋小说《堂吉诃德》的囚徒的幻梦，而公权力压迫下的凌辱和虐打却将他们拉回残酷的现实。可以说，这部剧的剧本是个元文本，而舞台呈现则是一部元戏剧，无论是对文本的处理,还是对舞台呈现的处理，都比之前基于《堂吉诃德》做出改编和解构的舞台作品更加丰满。
堂吉诃德精神上的高度理想主义与他在生活中不切实际的程度成正比，这让他的命运注定会成为悲剧，相信这也是《堂吉诃德》之所以受改编者与解构者们长期青睐的缘故，因为它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最大化，并且几乎在每个时代、每个人身上，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
事实上，被残酷现实击得粉碎的堂吉诃德，精神世界却无比强大，强大到完全忽视客观世界的存在。他崇拜人格完美的骑士而非坐拥富贵荣华的王孙，他深受骑士小说的荼毒并将小说中的行动和理念贯彻到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正是他对于美德和英雄主义偏执而狂热的追求。《我是堂吉诃德》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监狱之中，但是这两位分别想像自己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囚犯，却并未被这方寸空间禁锢自己的想像力，其思维力量的强度较原著小说的主人公有过之而无不及。
剧中的两位囚犯，不但在外形上分别继承了原著小说中堂吉诃德的高瘦和桑丘的矮胖，甚至两人的道德洁癖和自己所构建出的完整价值体系，也与小说主人公一脉相承——他们的幻想部分，在舞台上都有完整的场景。而那位代入“桑丘”的囚犯之所以选择和“堂吉诃德”绝交，是因为对方犯的不是自称的间谍罪，而是谋杀罪——他杀死了没能满足他纯洁幻想的“杜西尼亚”。“桑丘”无法容忍自己的“堂吉诃德”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女人。
“桑丘”的出狱再次体现了现实的残酷和个体的无能为力——他的妻子与法官进行了权色交易换得了他的人身自由。“桑丘”出狱后，“堂吉诃德”因失去唯一的知己而精神崩溃，自杀未遂的他被转到了精神病院。病榻前照顾他的女护士，是“桑丘”走后唯一一个懂他的人。她能用他的语言体系和他沟通，在他游弋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不肯出来时，她用动物的叫喊声将他唤回现实生活里吃药。然而护士的体贴周到并未得到这个精神病人的回报，最终是思念狱友的“桑丘”回到他的病榻前，为他朗读《堂吉诃德》，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人世。
尽管经过了塞万提斯和罗伊·陈的两重阐释，骑士精神依旧作为故事的起点和全剧的母题。比起原著小说里堂吉诃德临终前的幡然醒悟，剧中的“堂吉诃德”一直到死都笃信自己的终身追求，赋予他圆满的，正是他的偏执与坚定。看完剧后不禁感慨：最偏执的理想主义者，大概还是该剧的编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