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北京，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TLive）“无处逃离”新单元开始放映。看完《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耶尔玛》后，当真感受到了排山倒海的压抑，令人窒息。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
两部戏同样是家庭、婚姻题材。《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以下简称《谁害怕》）是美国著名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1962年的作品。阿尔比一贯关注现实和幻想，剧作充满了喜剧包裹下的绝望。故事发生在历史系教授乔治和妻子玛莎的客厅，深夜，数学系年轻有为的教授尼克带着青梅竹马的妻子哈尼来做客。原本畅谈政治、人生、哲学、历史的愉快夜晚，随着酒精和游戏逐渐失控。
《耶尔玛》改编自西班牙作家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1934年的同名作品，改编者西蒙·斯通把故事背景由西班牙乡村转移到英国伦敦。33岁的女记者耶尔玛和经商的丈夫约翰原本很幸福，二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舒适而精致。一切的不幸起源于耶尔玛想要孩子的念头。
《耶尔玛》
两部戏的舞美一繁一简。《谁害怕》是完全现实主义的布景，一个精致的房间，沙发、壁炉、书籍、相片、酒，一个家该有的东西，台上都有。《耶尔玛》的舞美更加现代，高高的四堵透明玻璃围墙，通过更换不同材质和颜色的地面来区分场景。
这是两间走不出去的房间。女主人都被困住了。在《谁害怕》中，玛莎和乔治结婚23年，婚后没多久玛莎就通过幻想孕育出一个儿子，玛莎非常相信和依赖自己的幻想，几乎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她有过一段有爱情的婚姻，但被父亲拆散了，她也顺从地嫁给了父亲认可的配偶乔治。乔治看似绅士、温柔，但平庸、懦弱，就是个凤凰男，他没能成为系主任，更不可能接过岳父校长的职务。他不敢得罪玛莎，忍受妻子的酗酒、咒骂，陪着玛莎一起编造谎言，但他很清醒，要求玛莎不要对外人提到“儿子”，还声称这是“游戏规则”。他恨岳父，也恨妻子，这从他开玩笑似地用玩具枪对玛莎开枪就看得出来，他应该幻想过无数次枪膛里冒出的不是恶作剧雨伞，而是真枪实弹。但他不敢，他不能没有校长女婿的头衔。当玛莎用出轨来报复冷漠的乔治，乔治男人的自尊爆发了，他离开了房间，退出了“游戏”。当他再回到客厅，用宣告“儿子”死亡彻底击溃了玛莎。玛莎对幻想的笃信，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但她没有行动力，只能逃进幻想，编造幻境保护自己，维持生活下去的勇气。
阿尔比的作品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他也不喜欢被概括。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充满恐惧和伤痛，沟通的欲望和自救意识很强烈，但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玛莎看似强悍霸道，但她根本找不到自身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她只能是校长的女儿、乔治的妻子。她反抗过，把全部希望都放在幻想中的儿子身上，在幻想中，她让“儿子”离家出走，远离囚禁，获得自由。但乔治一句话就轻易地把“儿子”杀死了。
耶尔玛的房间看似开阔，实际更加闭塞。玻璃房间内的世界一览无遗，里面的人无论如何都逃不出去。相比玛莎，耶尔玛的故事更有现代性，她像所有大城市的职场女性一样，阳光、自信、知性。她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可以在博客里发表评论，质疑和吐槽。似乎，她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可一切都是假象。她想要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年纪大了，因为别人都有孩子，因为婚姻生活的平淡，因为世人认为，生育让女人变得完整。耶尔玛一直在不自觉地履行女人的义务，且行动非常积极，但上天就是不肯给她一个孩子。而姐姐的婚姻生活一团糟，却接二连三怀孕、生产。出于亲情和礼貌，耶尔玛压制心底的嫉妒，当姐姐流产时，耶尔玛竟感到窃喜和庆幸，认为“上帝终于公平了一次”。求之不得的欲望，让耶尔玛的心逐渐被恶占据。为了生育，她无心工作，花掉了6万英镑，前后进行12次人工授精，结果依旧是失败。有着自由心灵的耶尔玛不断自我催眠，要和别人一样，要履行生育义务，要忠于丈夫，欲望和不甘驱使她不断打破道德底线——她开始沉沦，绝望地想和前男友发生关系，遭到了拒绝。执着的耶尔玛失去一切，彻底疯癫了，最终用死亡实现了自我成全和求子之路的圆满。
物质的富足无法改变玛莎和耶尔玛精神的空虚。她们和无数男性剧作家创作的女性角色一样，美丽、智慧，但都不自觉沦为了婚姻生活中的弱者。上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盛行时，《谁害怕》恰巧反映出女性的保守和循规蹈矩，精神和现实生活都受到父亲、丈夫的控制和压抑。而改编自当下的《耶尔玛》进一步撕开了现代婚姻制度的假面。新石器时代中期，孤独的人类终于开始了对偶婚姻制，一男一女为了生存而结合在一起。而婚姻发展到今天，女性依旧没能摆脱对男性的依附，人类的孤独的灵魂也没有得到慰藉，女人还是男人获得权力、地位的垫脚石和生育的工具。真可怕。
两部戏里的男性角色都极其理智，乔治清楚地知道幻想和现实的壁垒，他在戳破玛莎的幻想前，走出了房间；尼克也心安理得地在人前享受着妻子的富有、恭顺、乖巧，连妻子假孕这样的伤心事也拿出来炫耀。约翰看起来对耶尔玛忍让、关怀，但他在丈夫岗位上的缺席和漫不经心，是逼迫耶尔玛走向偏执和疯狂的催化剂。当女人们伤心、流泪、绝望、求助时，男人们忙着喝酒、应酬、赚钱。
玛莎和耶尔玛都不愿接受人生和婚姻的不圆满，她们寻找出路，积极地争取，但抗争最终都会失败，幻想都会破灭，很残忍。这是剧作者下意识透露出的态度——即使有悲悯，依旧没有为玛莎和耶尔玛打开封闭房间的大门。
诚然，“茶花女”“包法利夫人”“莎乐美”等经典女性文学形象均出自男性作家之手，但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是男性压迫女性的一种转换。玛莎和耶尔玛的故事都是悲剧结尾，一个没有了幻想的救生衣，早晚溺亡；一个到死都没能摆脱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劣势。
两部作品的演员都很出色，尤其《谁害怕》的女主演艾美达·斯丹顿，第三幕几乎成为她的个人演技秀：喃喃自语的独白、绝望失控的嘶喊和最后呆滞的破碎的只言片语，把看似坚强、实则脆弱无助的玛莎塑造得张力十足，使我们对她的挣扎和绝望感同身受。
在女权主义盛行的当下，越来越多文艺作品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英国国家剧院现场近期的《海达·高布乐》《简·爱》都从不同角度探讨着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戏剧完成这样的使命，但这些作品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思考。
借用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作为结束：“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希望所有女性，在文学作品和现实中，都能有自己的房间，大门永远敞开，门外春花烂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