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特点在丁西林随后的独幕剧中被延续下来，《亲爱的丈夫》(1924)、《酒后》(1925)、《压迫》(1926)、《瞎了一只眼》(1927)、《北京的空气》(1930)，大都保持了有趣的语言、有趣的情节和有趣的人物，但是主题模糊或者没有主题的特点，“几乎无事”、“几乎无用”“几乎都在客厅”也是当时对丁式喜剧的诟病之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块钱国币》（1939）的出现。
很有戏
中国进入到抗战时期，“无事又无用的客厅喜剧”将会变得不合时宜，于是此时出炉的《三块钱国币》不仅开始“有戏”了，而且也在寻求“有用”的主题，场景也从客厅搬到了院子里。“有戏”是因为作者在剧中设置了激烈的冲突，佣人由于打碎了花瓶而遭到房东太太的索赔，房客杨长雄帮腔佣人与房东太太唇枪舌剑，认为佣人不应该赔钱，并且上升到了“中高低三级穷人”的阶级层面，于是此剧便有了“有用”而且鲜明的主题——反抗阶级压迫。由于作者把吵架写得非常生动，读者更像是亲身参与了一场有趣的嘴仗。
但是如果真的成为市井看客，我似乎不会站在杨长雄一边。首先，杨长雄并未在佣人打碎花瓶的第一时间上前理论，反而要与棋友躲开，只是因为房东太太的不停抱怨影响了他们下棋才搭了腔。这很难让人觉得杨长雄是因正义感而出手。其次，房东太太虽然声色俱厉甚至不近人情，但是损物偿物的要求并不失理，反而是杨长雄祭出“中高低三级穷人”的理论相当牵强。先且不论价值三块钱的花瓶是否构成阶级争端，穷人里又划出三个阶级令这场纷争倒像是穷人的窝里斗了。第三，房东太太态度再不好，也一直没骂出脏字来。倒是所谓知识分子的代表杨长雄捋胳膊挽袖子要打人，最终骂出“无耻的泼妇”才把争论升级为打架。最后气急败坏的杨长雄打碎了另一只花瓶，“理屈词穷”地给房东太太“送上”三块钱国币——质疑来了，你兜儿里明明有三块钱，如果你真的那么有正义感，那么的同情“低级穷人”，对“被压迫”感到那么的激愤，就该把那三块钱国币早早地拿出来，帮助这个低级穷人以实现阶级互助，蔑视和教育所谓的压迫者，也就不会落到骂人摔瓶子还要赔人三块钱的“理屈词穷”的地步了。如此，当事人觉得你疯狂，旁观者觉得你伪善，革命者觉得你暧昧，只有朋友觉得这是“和棋”，然而真的“和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