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6日，陈忠实的家人集体来到西安人民剧院，观看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剧目结束之后，长女陈黎力一连说了三遍“很满意”。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某种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正如一个意大利人唱普契尼的歌剧天经地义，或像仙人掌不应当出现在热带雨林里那样，陕西人演绎《白鹿原》话剧版，多少显得合情合理——就是这个味儿。
“我们的观众这些年来已经越来越懒得思考了，任凭那些烂故事牵着走。”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让整个文学界耳目一新，后来这次影响中国文坛的事件被誉为“陕军东征”。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展现出某种特质，粗犷、真实甚至残酷，但无不直抵人性深处。尽管其中穿插着绝望和压抑，但这些文字仍然指向体现终极意义的悲悯之心。
《白鹿原》的编剧孟冰认为，这种剧烈感“是有良心的、对家乡故土有深厚感情的人必定会生出的一种感情经历，割舍不掉挥之不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想刻意掩藏、回避，甚至想离开，都做不到，所以强烈到这样的程度时，文学家就要把感受传递出来，用自己的感情和观众建立对话——‘你是这样吗？我是这样的，你能理解吗？’”
然而，让陕西文学扬名剧场的，却并非陕西的本土剧团。在陕西人艺版《白鹿原》上映之前十年，林兆华就已执导北京人艺演绎了话剧版《白鹿原》，定下了一个相当高的基调。用陕西人艺院长李萱的话讲，“在我们剧团，你说十个人名字都不如人家一个姓”。
虽然剧中大腕云集，林兆华对舞台的处理、对演员的要求依然相对生活和自然化。孟冰认为：“林兆华导演的舞台，是一个原上的环境，人从原上冒出来，把该说的话说了，又回到黄土堆里面去，这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但同时也要求观众要有较强的感受能力。”
北京人艺版的《白鹿原》没有过多迁就观众，而是以一种引领的姿态，期望观众能从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中体验到这出戏的内在精神。而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则在这方面做了调整。“中国人爱听故事，对文学、艺术作品保留了一个听故事的概念。只要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起起伏伏就行。这形成一种对观众的牵引，拽着你跟着人物的情感走、脉络走，而不是把这一片东西撒在那儿，让你自己去琢磨。”孟冰说道。
但说到底，这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时至今日，真正手捧书本的人不多，“我们的观众这些年来已经越来越懒得思考了，任凭那些烂故事、不称其为故事的故事、讲不圆的故事、有硬伤的故事、毫无意义的故事牵着走。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还能津津乐道地去议论。比如我们过去看一部作品，看不懂，可能不太好意思说出来，表面上还得撑着，回去后赶快翻书，或者找大人问怎么回事，把自己没看懂的地方、不了解的历史赶快弄清楚。现在没人会这样了。
“性”有时恰恰表现的不仅是性，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真实，对生活的热爱和兴趣”。
事实上，这也并不是陕西人艺版《白鹿原》首次面对观众——在去年首次公演之后，争议颇大，使得孟冰不得不再次改编剧本，以减少“负面影响”。
“这些负面影响的来由，是因为年轻观众和读者并不了解过去那段历史。他们不看这方面的书，也不感兴趣。我们只好把他们不了解的地方干脆剪掉，免得产生误会。所以尽量从正面写，以减少负面影响，但说到底，原因是因为这些年轻观众不懂。”
从人物关系上，孟冰做出了重要调整。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三个人的爱情关系被重新定位。“鹿兆鹏是党的领导干部，所以观众对他有一定的期待和要求。虽然说从个人角度，党的领导干部也有爱恨情仇，但我原来写的那版多少有些自私和阴暗，比如他利用组织找借口，获得和白灵生活在一起的机会，发展出了感情，导致白灵和兆海分手。这就使得鹿兆鹏显得不够光明正大，对他的形象有所伤害。”
为了保持鹿兆鹏较为正面的领导干部形象，孟冰将这一笔彻底改掉，重新写了一场戏。他强调这一次是从“正面来写鹿兆鹏和白灵的爱情关系”，并保留了组织上让他俩以假夫妻生活在一起的前提，但是正因为此，俩人产生了正常的感情关系，并且“在这场关系里，白灵还稍显主动，而反过来鹿兆鹏对白灵的感情是有所顾虑的，最终是白灵说服鹿兆鹏要一起面对困难，鹿兆鹏最终同意——这样对党的干部形象塑造更为正面”。孟冰认为这次的改变虽然在人物的深刻性上和上一稿有所区别，但“可能更忠于原著”。
孟冰有些无奈。
但无论如何，“性”有时恰恰表现的不仅是性，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真实，对生活的热爱和兴趣”。性带来一种鲜活和能量，也同时最能揭露一个人隐藏的性格本质，孟冰认为少了这一点，“艺术作品最起码是不真实的，缺乏一种生活中的味道”。
从本质而言，究竟该如何表现“性”，涉及到了重大的美学理论问题，对此孟冰也有诸多不解，“舞台高于生活，究竟怎么高，高在哪，高多少，到底应不应该高，高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是今天的批评家、理论家应该好好去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将文学作品改编成话剧，其在语言上有着本质的差别。戏剧台词的表达方式特殊，和文学不尽相同，“小说不论怎么写对话，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平面，是在一张纸上，人们去阅读它，是不会出声音的。而话剧不同，所有台词都需要演员念出来，让观众能听到。那时候话剧演员不带麦克风，一定要把声音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话剧的文本在创作上却要兼具口语化的特点，要能带动观众的情绪，有煽动性，并且有特殊的节奏感。此外，陕西人艺的演员具有先天的语言优势，全程浓郁而地道的方言达成了对原著的回归和尊重，没有人会因为口音的差别而“出戏”，而这无疑是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院团所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陕西人艺通过一种笨鸟先飞的方式，让这版《白鹿原》最终成为陈忠实“最满意的版本”，也使得陕西人艺拿到了一张颇具说服力的名片。
这一版《白鹿原》让陕西人欢欣鼓舞，觉得“正儿八经地长了老陕的脸”，但其实，陕西人艺绝非一路顺风顺水，《白鹿原》的成功不仅让陕西人热血了一把，更让这个已经深陷经营困局的剧院有了希望。“直到2013年，陕西人艺已经是七年无大戏，剧院的演员卖面条的、开歌厅的，弄啥的都有。”陕西人艺院长李萱说道。
《白鹿原》是陈忠实的名作，陕西歌剧舞剧院、秦腔话剧院的领导都希望《白鹿原》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演绎。虽然现在李萱如愿以偿，但这却并不令人轻松。之前林兆华执导的北京人艺版《白鹿原》颇具权威性和艺术性，明星大腕云集，对于一个地方院团而言，这座山似乎有点高。但最终，陕西人艺几乎是通过一种笨鸟先飞的方式，让这版《白鹿原》最终成为陈忠实“最满意的版本”，也使得陕西人艺拿到了一张颇具说服力的名片。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将这句话放在《白鹿原》的卷首。权力和欲望、阴谋和爱情、高尚和卑鄙都在这部小说中发酵，不得不说，这部富有悲情色彩的作品从凄惨和绝望的命运中，写出了人性里按捺不住的张扬和狂放，但最终，人还是死在了人性脚下。
